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贸易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制造业价值链数字服务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加大了制造业对数字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于安全与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出台更多对数字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对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进而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总指数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数值都较低。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新引擎，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具体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值来看，金砖国家及拉美国家由于数字技术处于起步发展时期，为防止本国市场遭到强势服务的冲击，政府多采取限制政策以保护本国数字服务市场，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较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较高。我国虽然数字技术较为先进，但数字服务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数字服务限制也比较高。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形态和关键力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仍然严峻。从数字服务出口份额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数字服务出口在总服务出口中的比重达一半以上，且均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

各国政府对数字贸易规则日益重视，含数字贸易规则的RTA数量在近20年来蓬勃发展，整体呈直线增长趋势。无论是采用美式、欧式还是其他模板，各国签署生效的数字贸易协定数量均呈上升趋势。RTA中的数字贸易条款分值总体上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并且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其中电子商务条款分值较大，其次是知识产权条款和数据自由流动条款，数据保护与网络安全条款分值最小，而且这四种条款分值都在不断上升。发达经济体总条款的平均深度、条款覆盖率和条款广度要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说明发达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

2000～2019年全球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制造业总体以及高、中、低技术行业国内增加值率下降的国家远多于上升的国家，在62个经济体中，制造业总体方面43个下降，高技术行业42个下降，中技术行业41个下降，低技术行业47个下降。特别是传统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简单价值链贸易下降趋势明显，复杂价值链贸易逐渐上升，但复杂价值链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小。大部分国家制造业总体以及高、低技术行业中传统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大，中技术行业则是简单价值链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最大。另外，从中国发展情况来看，中技术制造业复杂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高于低技术、高技术行业。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促进国内外数字服务与技术竞争、促进国内数字服务创新以及促进国内外数字服务向制造业协同渗透，提高制造业数字化水平，降低制造业成本，促进制造业生产柔性提升，进而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降低最终需求驱动型产业转移的承接，提高中间需求和出口需求驱动型产业转移的承接，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复杂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有效提升低、高技术制造业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对低技术行业的提升作用更大。另外，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低、高技术制造业复杂价值链贸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都具有正向作用，且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潜力要大于发达国家。

我国要突破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标准制定，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提升制造业与数字服务技术的融合能力，推动制造业数字服务化升级；分层次、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不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数字服务化程度提升；加强数字服务贸易人才培养，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