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最优的公共支出规则及相应的最优税收结构，可以用来指导各国政府制定适于本国的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政策？围绕这一主题，本文回顾和比较了Samuelson（1954）、Arrow和Kurz（1970）以及Barro（1990）三篇经典文献对最优公共支出规则的基本分析框架与主要研究结论，并考察了近期出现的大量后续研究在经典文献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金戈，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公共物品供给所需资金已经解决的条件下，以何种方式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对于建立有效而公正的公共物品问题的治理结构至关重要。当前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本文详细介绍了公共物品生产组织选择的两大理论模型，分析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对推动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马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税收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财税思想史。

财政政策周期特征是近年来研究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新视角。现有研究普遍发现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逆周期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却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本文回顾了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中存在的争论与共识，包括研究结论的一致性、政策变量选择和方法论分歧、理论解释和对于中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基本结论，并以美国的中长期预算和智利的结构预算为例分析了缓解财政顺周期调控、实现逆周期调控的制度设计经验。

付敏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税制度与经济发展。

与传统分析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效应不同，本文首次尝试系统分析财政收支政策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的作用，因为后者是宏观经济的先导性指标，市场信心好转有助于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本文利用最新的季度经济数据建立VAR模型，结果发现：①赤字率、流转税负、所得税负均非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的Granger原因；②不同支出细项部分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Granger原因，部分为企业家信心指数的Granger原因；③社会保障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对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企业家信心指数均有显著影响，其他支出细项对于两类信心指数的影响有所不同。在模型的实证结论基础上，本文给出了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方向性建议，以使经济能够较快地复苏。

王志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税收优惠的科学管理，尽快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突破口在于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现代化的税式支出管理体系。本文首先介绍了税式支出的概念、功能和特征，然后从就业与收入分配、最优规模和经济社会因素等方面综述了其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并系统地分析了税式支出的国际经验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税式支出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积极作用的政策建议。

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财税系副教授。

当前，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推进，使得地方税收体系的重构变得非常迫切。本文认为：建设地方税系的前提是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间的事权分配关系、明晰税收和非税的关系；中国目前不宜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来补充地方财力的短缺，不宜将现行消费税大部分作为地方税。可选择的做法是开征零售税作为县级地方税，将个人所得税作为省级地方税，将增值税降低税率后全额作为中央税。

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绵延多时的西方主权债务危机极大地冲击了 “欧盟债务规模警戒线”。重新测定这个基准尤显紧迫。本文基于政府借款约束、财政可持续与可偿付理论，分析了微观家庭、国家财政和国际协调对债务规模的影响，构建了包含均衡状态和均衡路径的动态分析框架及债务适度规模假说。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主要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1990～2008年）的债务适度规模的非线性分隔效应；在债务负担率大于42.224%时，能够较好地发挥主权债务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和财政基本结余显著同趋势变化；反之，债务负担率小于或等于42.224%时，主权债务工具效果不佳，经济增长与财政账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研究认为主权债务规模不仅是政治妥协的结果，还应具有丰富的经济学意义，不同国家处于不同阶段，有必要调整主权债务规模，使其处于合适的区间，以实现财政可持续和经济增长。中国也应当未雨绸缪。

社会性别预算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公共预算过程，系统评估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对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和财政管理精细化的重要工具。本文系统回顾了社会性别预算研究与实践的全球演进，并梳理了中国社会性别预算研究从萌芽到成长的变迁过程，进而结合焦作试验的样本分析，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关键节点。

马蔡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财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预算与财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