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演进中的两大转型——制度转型和结构转型为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巨大动力，作为一个目标高远、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已经使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未来几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因为如此，对这个庞大经济实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乃至失败教训进行研究，对它未来变化趋势中所面临的各种约束因素和动力因素进行分析，以求得对其增长空间的客观解读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有幸认识到，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的开展，本质上是对中国财富增加原因的探求。

一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典型化事实

根据所观察到的现象，在这里，我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典型化事实归纳如下，这种事实的典型性决定了中国经济系统动态演进的复杂性。

1.传统力量与新生力量交互作用的制度体系

具体表现为：渐进式制度变革模式的选择虽然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传统体制惯性与市场机制要求之间的矛盾日见突出，如何评价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中国未来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2.庞大农业部门与庞大工业部门并存的结构特征

具体表现为：由大规模剩余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缓慢所导致的低效率，使得农业部门增长明显滞后于富有进取精神的工业部门的增长，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演替的趋势不甚显著。

3.人—地关系紧张

人口规模膨胀和耕地面积减少的矛盾强化了中国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约束，李嘉图意义上的“粮食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重农固本”的理念应该受到尊重。

4.制造业规模不经济现象突出

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大而不强，代表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的装备制造业增长缓慢；制造业在促进分工网络扩张和第三次产业增长方面的作用较小。

5.投资驱动模式

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居民消费倾向偏低进而消费拉动增长的趋势不甚明显。

6.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深度开发的关键。

二 本书研究的立意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呈现出来的典型化事实，就那些可能对未来增长潜力开发构成约束的因素进行分析，就那些可能对未来增长潜力开发具有促进作用的因素进行解读是本书着力从事的工作。由此，“重农固本、制造立国”理念的提出和论证贯串于本书的始终。

三 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所秉持的一个宗旨，就是在制度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融合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属于一种比较前沿的尝试。我倾向于制度经济学所谓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之因、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本身的说法，在研究中，我把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以及资源约束等都作为经济增长潜力开发本身的因素来对待。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

根据拉尼斯等学者的解释，经济增长是由制度变迁促动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实现社会最大增长潜力的过程。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在本书中，我倾向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经济增长的理解。由此，本书研究所遵从的增长理念较为宽泛，但与经济发展概念的差异之处在于，这里不把诸如环境、健康等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因素作为研究重点。

2.制度变迁和结构变化

把经济增长研究置于制度变迁和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中是当前国内外学术潮流，在做中国经济增长分析时更是这样。作为本书的关注对象，中国制度和结构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典型化事实在研究的各个层面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和阐释。

3.资源约束

本书研究之初，我的导师特别强调了资源约束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影响。实际上，在本书研究结束之后，我才真正理解资源问题对于典型化增长事实中所勾勒出来的“大国模式”本质上的重要性。在本书研究的实证部分，我甚至不自觉地把很大一部分笔墨放在了这个问题上，并把本书主旨“重农固本、制造立国”融合进这个问题的阐释中。

四 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之初，我曾经设想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融合方面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为了使结论少一些主观性，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大量计量模型。对于统计数据的整理、加工和细致的分析，最终给本书研究融入了比较浓厚的实证色彩，我想，这种做法符合研究规范。

五 本书结构

尽管经济增长潜力分析的方面和层次较多，然而，为了使本书研究有序进行，我力图把众多因素纳入一个结构严谨的分析框架之中。从本书结构来看，我把研究内容分为相互统属且前后衔接的5个部分：

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条件：理论框架，包括：第一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典型化事实：本书的研究对象、结构及主要结论；第二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国内制度环境；第三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结构。

第二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和方面（一）：可能的约束，包括：第四章中国基础性资源潜力评估；第五章外援性经济可利用潜力评估。

第三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和方面（二）：投资和消费结构分析，包括：第六章中国投资潜力评估：历史、现状与趋势；第七章中国居民家庭消费潜力分析。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和方面（三）：部门增长潜力，包括：第八章中国农业增长潜力分析；第九章中国制造业增长潜力及其对第三次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基于卡尔多命题的分析。

第五篇本书研究的政策意义，包括：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的政策含义。

六 本书揭示的问题和主要结论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本书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对增长中所呈现出来的动力和阻力因素进行了剖析，论证核心是“重农固本、制造立国”。

1.第一篇理论分析中揭示的问题和主要结论

作为本书的开始，在第一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条件：理论框架中，我着重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两大转型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根据本项研究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在具有综述性质的第一章有关内容里，我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概括为摘要第一节列示出来的6方面典型化事实。

在第二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国内制度环境中，我把半个世纪中国制度演进过程用两个术语进行描述：第一次制度变革时期和第二次制度变革时期。第一次制度变革及与之相关的集中计划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计划者（政府）—生产组织之间的“行为均衡”一方面为重工业增长准备了通畅的积累提取通道；另一方面，这种处于命令—服从形式下的“行为均衡”却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和生产激励的弱化，最终造成经济增长深度开发的阻塞。与流行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我们在一个“计划者投资膨胀”的模型下对这种现象作出了合乎逻辑和事实的解释。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第二次制度变革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分工网络的扩张虽然为经济增长潜力的深度开发创造了条件，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者（政府）行为的惯性依然在改革后的中国经济过程中存在，由此，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间寻找一种均衡十分必要。

制度、结构和技术是经济中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在第三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结构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库兹涅茨形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里，经济结构的演进以及经济结构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成因得到了形象的描述。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在一个三阶段发展模型中，我们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描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即计划经济时期乔根森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刘易斯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及90年代以后工农部门互补性增长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稳定的重要性。由此，保持工农部门增长平衡、开发农业部门增长潜力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所致力的事情，“重农固本”理念应当受到尊重。

2.第二篇资源约束分析的主要结论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增长潜力深度开发面临的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不可交易性资源——土地、水资源等的约束以及可交易性资源——能源、技术等的约束，具体而言，本部分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结论如下：

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已经接近13亿人、而且在不远的未来很有可能突破15亿人乃至16亿人的大国来说，在绝大多数人口还要依赖土地生存的条件下，耕地、水资源等基础性资源对这个国家的生存、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第四章中国基础性资源潜力评估中，我们就耕地、水资源和能源对中国增长可能造成的约束进行了评价，结论是：①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为了避免李嘉图“食品问题”的出现，在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基础上，把耕地年均净减量有效控制在16万公顷左右，是未来几十年中国政府必须努力实现的调控目标。只有这样，到21世纪中叶，才有可能保持耕地1.2亿公顷的底线及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稳定。②根据中国农业增长和工业增长的用水趋势估算，在2030年和2050年，中国水资源供求失衡的局面仍然不可避免，2030年和2050年中国水资源的供求差率（水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差值除以供给量）为7.2%和6.8%，接近国际公认的10%的水资源安全警戒线。从应对策略来看，制度和规则的完善在缓解中国水资源紧张方面中的作用似乎更为重要，包括用水规章的建立完善和企业、公民节水意识的提高。另外，鉴于中国北方用水日益紧张的严峻现实，加快调水工程的建设步伐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总体健康发展的大事。③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所处阶段的特殊性，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重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对石油的消费将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根据本书的估算，到2020年，中国石油供求缺口将达到2亿吨左右，到2025年，如果中国石油勘探开发不能取得较大进展，则国内石油消费将基本依赖进口，这种态势将对中国21世纪中叶之后经济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增长面临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外来性资源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弥补中国可能出现的粮食、能源缺口？作为对第四章论述的必要补充，在第五章外援性经济可利用潜力评估中，我们就有关问题得出如下结论：①在未来20～30年或更远一些的时期中，考虑到世界粮食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主要粮食出口国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世界粮食市场可以满足中国0.3亿～0.4亿吨粮食进口的需求，这个数量将占到中国未来粮食消费规模的5%。这种趋势中隐含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粮食消费必须依靠自己，因此，对耕地的保护和对农民利益的有效保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稳定。②鉴于世界范围内石油储采比平均不到40年的事实，中国石油进口和以此促进重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机遇可能在21世纪的头两个10年。原因是，如果按照目前经济增长趋势估算，未来15年世界石油市场能够满足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石油进口，但是，2020年以后，由于世界范围内石油资源的逐渐耗竭，中国石油进口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将加大，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会因此给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隐患。③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世界的日益融入，为我们接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条件。尽管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目前一流的技术向中国转移，但相对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对于提高中国整体技术水平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著名跨国公司向国内市场的进驻是件好事，所谓的“挤出效应”事实上并不存在。在接受技术转移方面，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接纳才是起步，而不是有失审慎的限制。

3.第三篇投资和消费潜力分析得出的结论

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投资和消费问题一直受到人们关注。鉴于中国投资和消费需求中的有关问题，本书更加关注两种需求的结构升级和优化。

在第六章中国投资潜力评估：历史、现状与趋势中，我们从投资的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三个方面对中国投资的潜力开发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表现为：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计划时期30年里，工业部门投资的扩大与经济二元程度的扩大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亦即工农部门投资的失衡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异质性和经济增长的阻塞。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中国经济结构异质性减弱的主要原因是部门间投资失衡现象的缓解。20世纪90年代经济结构异质性重新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农业部门投资比重的下降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缓慢，就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人地关系而言，加强农业部门投资、实现工农部门的均衡增长无疑是一种明智的做法。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与当时一元化的投资主体模式有关，尽管这种投资模式一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起到过巨大作用。然而，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计划体制下中央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向地方政府主导投资模式的转化，并没有使得国有企业投资效益得以提高，就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来看，在投资效率方面，后者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趋势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国有企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以及民营经济投资比重的相应上升，全社会的投资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将得到提高。③中国投资的区域结构将关系到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根据我们的研究，鉴于西部地区市场发育的滞后、软硬件设施的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以及该地区财政的投入，依然是西部开发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东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二元”差距以及经济增长的差距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得到缓慢改善。

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促动因素或方面，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和行为对于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在第七章中国居民家庭消费潜力分析中，我们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规模和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出现了显著的递减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时期中，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倾向递减现象更加突出。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在未来10～20年内，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维持在0.7左右的水平。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目前不到0.6，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未来10～20年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可能维持在0.6，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不大。②另一方面，从居民消费的商品结构来看，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步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城乡居民交通消费、电子产品消费渐成热点，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我们已经进行的计量分析和预测，城镇居民在诸如交通通信、家用品以及居住等方面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以及高边际预算份额，表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汽车制造、电子通信等产业的促动将成为现实；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住宅、交通、杂项等方面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以及高边际预算份额，将直接拉动普通加工工业、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因此，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由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引致的加工工业的繁荣，构成一幅美妙的经济增长图景。

4.第四篇部门增长潜力分析的有关结论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面对基础性资源约束和外援性经济可利用潜力有限的条件下，中国部门增长潜力的开发需要依赖技术进步。

第八章中国农业增长潜力分析认为，作为中国农业增长潜力开发的有力促进因素，以农机总动力、化肥用量、电力、灌溉等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速度是明显的，在耕地资源不能显著增加的条件下，这些因素对农业产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上述分析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耕地规模有限和人口规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把农业部门增长潜力开发寄予技术进步是一个明智之举。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具体表现为复种指数的提高或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农机动力的增加以及电力、水利等设施的建设，这就要求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力度。在未来10～20年中，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每年的基建投资增加额估计不应低于150亿元。

在第九章中国制造业增长潜力及其对第三次产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基于卡尔多命题的分析中，我们就中国制造业部门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因素——技术进步、制造业部门增长与第三次产业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制造业增长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定量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就目前中国的实际而言，制造业部门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应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发展制造业，“制造立国”是一种认真的和负责任的观点。

5.第五篇政策含义要点

作为本书的结束，在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的政策含义中，我们对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增长的政策措施进行了阐述，并把“重农固本、制造立国”作为一个综合性战略提出。

七 本书的创新和贡献

在已经综述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把本书的创新和贡献简单列示如下：

①“计划者投资膨胀”模型和中国“二元结构演进模型”的提出和论证；

②基础性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粮食问题”的论证；

③外资引进“挤出挤入效应”的计量分析；

④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计量分析及因此得到的第一手测算数据；

⑤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定量分析及因此得到的第一手测算数据；

⑥“重农固本、制造立国”战略的提出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