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品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政变迁的主要动力。本书通过实地研究方式对李村的商品化过程进行研究，以揭示国家通过商品化机制对村庄的建构。

本书首先对研究缘起和研究设计等内容进行了介绍，接着追溯了李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脉络及村民所经历的重要变革对他们的影响，认为随着计划经济的退场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李村发生的重要变革可以概括如下：从征税到补贴、从公平优先下的土地权利获得到发展优先下的土地权利丧失、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从计划下的买卖艰难到市场下的买卖无奈、从农村手工业失落到外部工业品盛行、从强制下的被迫留守到自由下的被迫流动。这些都说明李村承受的结构性力量逐渐由超经济力量强制转化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在生产商品化转型方面，村民逐渐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其对经济效益的考虑是促使生产商品化转型的关键原因。生产商品化转型的动力包括：市场诱导和影响、干预性变迁、社区变革、资本的介入及媒体对企业农业（entrepreneurial farming）思路的宣扬。生产商品化转型带给农民的影响包括：自给性生产衰落给农民的消费带来负面影响、农民未必能从生产转型中获益及商品性生产给村庄的资源基础带来潜在压力等。农民为此努力寻求自给性生产，以实现消费自足。

在生产资料方面，受国家自上而下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生产资料商品化越发嵌入于农民的农业生产中。市场经济下的“时势造英雄”逻辑激发农民借助现代农资去追求经济效益。农民受技术依赖及利润崇拜的影响，逐渐被锁入生产资料商品化中。生产资料商品化也加大了小农风险。在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背景下，农民通过绕过部分零售商去购买农资以减少开支及在自身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再小农式保障等方式寻求自主性。

在销售实践方面，市场是一个场域，农民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受到各种市场限制。农民面临的市场结构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农民依托于中间商建立的销售网络，面临着市场行情的不确定性、中间商和中间人对利润空间的挤压、销售中存在的“以貌取果”逻辑等等。出于对市场结构的反抗，另类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如地方市场中的直接销售、绕过一些中间商和中间人的销售、巢状市场及因关系辐射而产生的消费质量辐射等。

接着，本书借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李村的工业进行了分析，认为，李村工业的发展机会首先被权势阶层获得，权力和市场化机制的结盟给其他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挤压，而且工业活动建立在对李村资源和劳力的耗费基础上；同样，通过客厅工厂形式的妇女手工业，妇女和社区获得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这与舆论中强调工业下乡带动农民致富及为不出去打工的村民创造工作机会及福利的主流话语不相符合。

随后，本书考察了外部压力对农民消费和生活空间的挤压。这些压力使农民感到货币短缺带给自己生存的压力。它们包括：农村教育外移政策对农民造成的货币压力、生活资料货币化带来的压力、社会交往货币化带来的压力、外部政策和市场诱发农民进行商品消费的压力。同时，打工是一种结构性压力下的行为。由于靠种地无法维生、社会生活市场化、村庄土地政策变动使得一些村民失去了享受土地权利的机会等原因，打工在经济社会中越发成为必需。这也使农民的不公平感加剧。

最后，本书对李村的商品化机制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通过商品化机制对李村进行了建构。这些机制包括：剥削推动的商品化、自上而下强制和鼓励的商品化、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引工业下乡中权力和资本共同推动的商品化、社区公共福利等各方面进行的商品化改革及发展话语对农村落后的建构。商品化带来的影响表现在：商品化使得安全阀减少，普通村民及穷人能享受到的“大自然的赠品”越来越少，社区公共福利越来越商品化，这也使得社区提供给村民的庇护减少；商品化过程使农村社区承载的功能逐渐外移，并交由外部市场运作，这使农民传统安排生计的方式无法继续发挥功效；等等。随着商品化机制的推行，农民被一步步锁入市场关系中，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消费越发需要通过购买获得，这也逼迫他们通过自我剥削以求得生存。这种自我剥削是一种新型的自我剥削，既包括农场层次也包括非农场层次，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更加复杂，且存在隐蔽性，在主流的发展话语中不被表述。现代化发展的宏大叙事中，相信引入商品关系必然带来农民境遇改善的话语值得我们反思。发展话语的主流叙事以深化商品关系从而改善农民和农村境遇为幌子，可能使农民的地位更加边缘化，甚至侵害农民的生存伦理。最后，本书认为，市场如何嵌入社会决定了农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