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2015年3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三大片区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主线，致力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多项改革创新经验率先在全省范围复制，在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扩大服务业开放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促进了广东开放型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本年度“广东外经贸蓝皮书”探讨的仍然是广东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一是重点探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问题；二是探讨产业开放问题；三是研究热点问题。因此，总报告除了对传统的国际经贸形势进行分析外，还对广东对外开放进行重点分析，研究广东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态势。

总报告安排两篇报告，围绕国内外经贸环境的影响，探讨广东外经贸发展走势；围绕近几年广东总体开放状况，重点分析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态势。第1篇是《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2016～2017）》，分析了广东外经贸发展状况及趋势。该报告指出2016年广东外贸总体上延续了之前的低迷态势，继续承压；货物进出口总值为6.30万亿元，同比降幅为0.8%，降幅比2015年有所收窄；其中，出口3.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进口2.36万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贸易顺差有所减少。贸易基本模式出现了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向“民营企业+一般贸易”转变的态势。从主体结构看，外资企业出口下降，增长率为-7.9%，私营企业则逆势增长8.7%；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为2.73万亿元，占全省的43.4%，首次反超加工贸易（38.8%）。在对外经济方面，2016年，广东实际吸收外资额大幅下降13.1%；广东“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对外投资额急速攀升，对外实际投资达到206.8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94.3%。2017年，广东货物出口在全球经济复苏加快尤其是美国经济向好的背景下将有所增加，国内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将带动进口表现持续改善；全年进出口有望实现正增长，以人民币计值的增速为5%左右；上半年增速较快，下半年增速趋缓；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会出现较快的恢复性增长，国有企业的进出口也会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是，2017年广东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增多，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趋势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对广东外贸出口造成较大冲击。因此，2017年广东外经贸形势会出现较大波动。

第2篇是《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度评估——基于负面清单的研究》，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态势，对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先行先试的新型开放区域，在政府职能、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有66项改革创新经验在全省及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不少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另外，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2015版）承诺覆盖率为84.39%，综合性加权承诺覆盖率为71.89%，与2013版负面清单相比，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至122条，其中服务业由104项降至83项，占下降总数的30.88%，说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新起点，但是仍存在服务业开放范围和深度不足、透明度不高、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接轨不够等问题。进一步开放可以针对不同开放程度产业确定开放顺序和策略，首先对限制性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内开放，然后扩充负面清单，深化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题探讨投资规制改革、金融创新试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的开放定位等问题。

第3篇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定位及其规制创新的比较》，对中国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定位和国际高标准规制建设进行比较。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各有特色，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融入世界投资活动的窗口，强调金融改革开放，推动双向投资；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面向中国台湾地区开放与合作，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注重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侧重于深化CEPA，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另外，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标准规制建设取得了进展，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仍存在投资保护制度欠完善、商事协调和互助不足、管理碎片化、金融开放政策欠稳定等问题。进一步开放的方向是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对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案的规则体系进行统一；规范商事秩序，建立高效透明的市场机制；强化与港澳规制合作，推进中国规则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减少负面清单项目，逐步取消外资股权限制，推动金融业开放；加快成功经验的复制和推广，以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效应。

第4篇是《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资本账户开放之下金融创新及其风险管理》，主要探讨在资本账户开放之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及其风险管理。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开”和“管住”核心原则，探讨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改革以及“自由贸易账户分账核算体系”理论基础，梳理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系列金融制度创新安排、外汇管理体制和银行业监管体制的创新；基于分账核算单元及其自由贸易账户，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之下的金融创新方向，即利率市场化机制、金融市场及其服务、资本流动监管机制等的创新。针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流出入风险，提出加强自由贸易账户管理、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管理等风险管理措施。

第5篇是《广州南沙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建设的途径》，主要讨论南沙对外开放的定位及其建设途径。南沙区位优势明显，2012年南沙新区设立，成为国家级开放和开发发展战略新区，2014年12月，国家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可见，南沙具有引领全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功能，有条件建设成为引领全国高水平开放的新高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增强南沙资源配置能力和要素集聚力：一是通过“顶层设计”方式塑造南沙开放创新试验典范，构建开放型经济“南沙方案”；二是通过跨越式发展，增强南沙“增长极”及其海外和腹地要素的集聚力；三是加强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建设，培育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新格局；四是构建国际采购中心和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交易中心，增强商贸中心功能；五是构建南沙总部中心；六是扩大健康医疗和教育服务业的开放，增强人力资本集聚力。

产业开放专题安排了4篇研究报告，围绕制造业开放转型、银行业开放、服务业开放效应展开。

第6篇是《广东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与制造业转型研究》，从对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三者关系的分析入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影响广东经济发展的因素及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正面临外贸形势严峻、引进外资增长乏力、科技发展不均衡、工业增加值增速不足、区域工业发展不协调等众多问题。为进一步加快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育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推动广东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

第7篇是《中国（广东）银行业对外开放隐性壁垒研究——基于广东银行业的调研》，基于广东银行业的调研，探讨银行业对外开放隐性壁垒。通过广东银行业调研数据估算FDI壁垒指数，推断中国银行业实际对外开放度，并综合采用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分析的方法，衡量政策性与隐性壁垒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WTO十几年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度仍然较低，主要原因是政策限制放松之后，还存在大量隐性壁垒，尤其是信用风险和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无形保护等，严重影响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大银行业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二是建设社会信用评价和记录体系，降低信用风险；三是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鼓励外资多种方式进入、多区域发展，放松对外资银行“分业经营”方面的限制。

第8篇是《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广东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在分析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吸纳就业的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和1986～2015年相关数据，对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部门就业产生的总效应为微弱负效应，短期对劳工就业产生消极效应，长期对劳工就业产生积极效应。因此，有必要扩大广东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服务业市场竞争体制，减少FDI对广东本土服务企业的短期冲击，充分利用FDI的长期就业效应，引导FDI流向广东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行业，增加服务业就业机会。

第9篇是《广东开放创新的发展阶段与对策研究》，把开放创新发展阶段区分为创新引进、协同创新和自主创新三个阶段。广东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创新主体——企业和研发机构合理使用和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通过创新的国际融合促进发展。

针对热点问题安排2篇专题研究报告，主要针对贸易摩擦和东盟基础设施投资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10篇是《世贸组织补贴纪律及中国经贸政策的合规性分析》，基于中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剖析中国易遭受反补贴调查的实质原因。201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有15年，中国应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仍然不能得到国际主流市场国家的认可。在此之前，中国作为非市场国家却屡遭反补贴调查，且调查的条款非常多。就此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4个国家和地区对华反补贴进行分析。这4个国家和地区在2004～2015年对华反补贴调查有2090项，终裁案件有80件，平均每件案件有26.13项调查。另外，比较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遭受的反补贴调查，中国、韩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补贴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激发企业出口意愿和提升竞争力，同时激励技术研发创新；欧盟、美国和加拿大补贴政策的出发点是鼓励企业创新，帮助企业应对国内经济疲软。

第11篇是《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行性与对策研究》，探讨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发展与中国的投资机会。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发展极其不平衡，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或陈旧老化，其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机会，也是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内在动因之一。中国对东盟能源及供水设施的投资规模比较大，对交通运输、仓储业的投资不稳定，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投资不足，有一定投资潜力。因此，有必要加强政策沟通，增强政治互信，规避投资风险；并充分利用国际性融资渠道，建立健全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机制。

总体来讲，当今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各国国际贸易需求不足，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逐步盛行，美国新一届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明确提出限制进口、促进资本和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思路，可能会走上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道路，这些必然影响广东外经贸发展。广东面临全球直接对外投资及其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态势，必须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动外经贸转型升级，从长远战略上为外经贸发展谋划出路。实际上，广东对外开放水平还不高，近几年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广东开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开放的重点仍然是产业深度开放，加快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加强与港澳国际经济中心的对接，整体提升广东对外开放水平，引领全国对外开放，促进广东开放型经济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