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创业” 的提法虽然具有“谦虚性” 和“鼓动性” 两大好处， 但是 同时又有很大的片面性， 甚至容易造成某些误解。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一个口号的提出不仅要考虑到它是否正确，尤其还必须注意到它是否有利。

鉴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的政治背景，以及深圳面对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近年来，大量使用“深港衔接”一词。

现在，应当重新研究这个词的适用范围，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公路、铁路、口岸等经济基础设施实物硬件上，能够直接接上的，可以使用“衔接”一词。

第二，在涉及生产关系，尤其是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等虚构软件，因有“一国两制”的最终界定，所以不宜提“衔接”。

第三，有些中性问题，如运行机制、国际贸易法等，人们虽然也习惯用“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来表述，但是为了规范化，应尽量使用通则术语，不用模糊语言。

第四，港人普遍心理是怕“变”，如果我们一味地讲“衔接”，恐怕会加剧他们害怕的心态，认为内地要“吃掉”香港。如果一切都可以“衔接”，那么还有什么“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的中央许诺？！

第五，如果我们深圳一味地讲“衔接”，那么会造成误解，以为我们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与资本主义一体化。

第六，由于香港经济具有高度自由化特征，虽然深圳可以多方借鉴，但终究不可能“衔接”成功。就是说，在体制上仍会有巨大差异。

据此，我建议，该用“衔接”用“衔接”，该用“合作”用“合作”，该用“联系”用“联系”，不宜笼统地统称“深港衔接”，这样既对香港有利，又对深圳有利，还对英国有利，而且也不会贬低与否定深圳在促进香港长期繁荣中所起的作用。

（1996年6月）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硕士助理研究员。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必须建立政府行为的“新秩序”。就深圳来说，如何建立这种“新秩序”？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是建立政府行为“新秩序”的关键。像计划局这样的综合部门应该向宏观调控部门转化，即计划工作的重点应转向研究制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搞好重大比例综合平衡和对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等；而像经济发展局和贸易发展局那样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应该向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转化，即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化，偏重于加强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组织作用和增强为企业服务职能等。

第二，管理模式转变应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应该成为下一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行业管理是国家进行宏观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间接管理经济的一种形式。行业管理的基本框架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为一个高效精干的专门经济管理部门，它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业管理的主体，是一个决策层；第二层次为一批职能各异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是“三位一体”格局中的中间层；第三层次是一群独立经营的现代企业实体。行业管理模式优于部门管理模式，就在于它为政企分开提供了前提条件、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奠定了客观基础，并且综合性强，较容易产生“合力”作用。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兼职教授、金贸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深圳与外地的经济合作除了具有迅速带动地区间经济发展、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促进中国生产力布局合理化等经济、社会一般性作用外，还一定具有特殊的深层次的推动因素。

第一，两个地区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专业化生产以及由此发生的贸易往来，是源于成本差异、相对效率的区别，才使两地必然在某些产品上获得比较利益。如深圳的计算机产品和大连的服装制品，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理的典型应用。

第二，专业化的地区结构和贸易方向必然使规模经济在若干部门占统治地位，这样成本也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这个“成本递减”规律不仅促使贸易的扩大与深化，而且也在总量上增加了社会产品。

第三，经济合作不仅要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考察，而且还应看到南北的文化差异、人文偏好、环境需求等非纯利润因素。所以，即使两地产品效益绝对完全相同，也会产生大量贸易活动。这就足以使两地人在交换中得到若干“消费者剩余”。

第四，若从贸易的视线上拓展，再探求两地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的流动和交换，那么自然形成了相互投资、相互持股、相互融资等良好的经济态势。

第五，两地“经济合作”的潜力还要用“机会成本”来说明。存在稀缺就必然存在选择，因选择而失去的机会就构成了机会成本，尽管它不能轻易地转化为资源、商品、货币。所以在两地经济合作中，不能把理想化的市场反应结果推广到非市场的环境决策者的规则中去，在这里，地方政府是以“生产可能性边缘”作为准绳的，它不仅应向市场的欲望让步，而且更应为市场的需求开路。如因有空调和汽车，所以许多香港人一年四季西装革履，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无晴雨”消费。在经济合作中，深圳完全可能采取以“增加食品和牺牲衣服”的方针来追求“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成本。

第六，现代经济一体化趋势使机械制造业失去了经济结构中显冠的地位，服务业已经发展为有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行业。这样，无论是“比较利益”使制造业产品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判断，还是贸易为提升一国生活水准的首要动力的命题，都失去了时代基础。于是，“创新管理技术的转移”构成了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因素与实践活动。可以肯定地说，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深圳，以其独特的服务技能在总体上优越于其他地区。这种“服务革命”（由“老爷”变“公仆”）所形成的效益，是无法用货币来计算的，两地的经济合作必将在服务业中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总而言之，经济合作除了双方政治上的需求之外，必然有其内在的经济因素。

（1996年9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时下，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定位问题时，“高科技产业”（也称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广泛见之于各种报刊。“产业”一词来自英文“estate”和“industry”，意指财产、房地产、工业、实业、产业，它是介于社会经济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由若干个行业、部门、企业构成的生产系统，它属于经济实体范畴。而科学技术是指学问、知识、技艺、术语，它属于理论思维范畴。把科学技术与产业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使用，至少容易产生以下几方面的误解。

罗清和，时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深圳市要在21世纪继续执我国信息产业之牛耳、抢滩主导产业，要抓什么产业呢？要抓光子产业！要从光子产业的高度来部署21世纪产业发展的格局！这个“纲”抓住了，“纲举目张”，会形成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浪潮，会形成一泻千里之势！

20世纪人类文明的依托产业之一，是微电子产业，所以20世纪被称为“电子世纪”；而国际科学界认为，就信息产业发展来说，21世纪是“光子世纪”，“光子时代已经到来”！

和电子产业发展的模式电学—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产业—微电子产业一样，光子产业正经历光学—光子学—光子技术—光子产业的发展历程。“光子技术将引进一场超过电子技术的产业革命”，“光子学已成为一根改变世界技术的杠杆，它将转动世界力量的均衡，在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较量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美国商务部断言，“谁在光子技术产业方面取得优势，谁就将在21世纪的尖端科技较量中夺魁”。鉴于这种远见卓识，在论证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把光子学排在当前20项关键技术中的第五位，前八项依次为复合材料、计算流体力学、数据聚变、被动传感器、光子学、半导体器和微电子线路、信号处理与软件可生产性。同样，德国科学家在规划21世纪的科技发展时，把光子学排在九项关键技术中的第五位。

光子产业分为第Ⅰ类和第Ⅱ类光子产业。第Ⅰ类光子产业（以光子为主体的产业，含光电子产业）包括光通信、光显示、光存储、光子加工、半导体激光器和消费光子产业。第Ⅱ类光子产业（几乎是全光子产业）包括全光通信（含光量子通信）、光子材料、光子晶体和光子元件、光子功能集成、光电子集成回路、多维存储和光计算等产业。第Ⅰ类，远非完善，潜在市场巨大；第Ⅱ类，将使光子产业在21世纪前20年居于主导产业的地位。美国学者Arthur E. Chiou博士仅就光通信、光存储、光显示等第Ⅰ类光子产业的发展作了科学预测：20世纪末总产值将达到1800亿美元，到2013年将达到4800亿美元。这个预测基本上不包括第Ⅱ类光子产业！面对这种大好而严峻的形势，作为产业更迭和发展大潮中的弄潮儿，深圳市怎么办，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1998年6月）

李景镇，时任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院长、光电子系主任、教授。

显而易见，在广东和深圳举办的各种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的庆典中，我们的目光还是集中在如何开发粤港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以便更大限度地促进粤深的全面发展上。

人们普遍注意到，香港平均每月有260万人踏过罗湖桥，来深圳营商、购物、置业、求医、探亲等，早已出现了生活服务一体化趋势。

人们也普遍注意到，香港的产业结构在调整，必定给粤深与周边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发展创造巨大机会，目前，两地政府都急于进行建桥修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

人们尤其普遍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发展科技，走高增值之路”的长远方案，必将使粤深利用香港的信息与金融，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而把广州、深圳变成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基地而贡献力量。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深圳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伴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深圳市原有的一些自然村撤销建制，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也就一下子变成了市民。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名称和形式的改变比较容易，但要从带有较强的农民或渔民意识的村民，变为懂得现代城市文明、具有明确的现代城市意识的市民，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有一个教育和引导的过程。例如，福田区原有一个自然村，紧靠未来的市中心，由于“村民”缺乏应有的城市消防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现成为消防隐患的突出地带，成为脏、乱、差的部落，与未来的市中心整体布局极不和谐，与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很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深圳的形象，拖了深圳发展的后腿。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高度重视市内“村民”的现代城市文明教育，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组织由原自然村改建的股份公司负责人参加的现代城市文明学习班，请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系统讲授现代城市文明的内涵，参观城市文明建设的先进单位，提高这些带头人的现代城市意识和文明素质修养。

吴俊忠，时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建议活页》特约撰稿人。

目前在全国推行的，由深圳发明创造的对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制”虽然在名义上既确立了“出资人制度”，又解决了“经营者选择问题”，但是，我认为，它仅仅是体制转型时期国有资产的管理过渡形式，而并非目标模式。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无论是“多头管理”还是“三级专司”，也无论是“授权”还是“不授权”都根本解决不了现代企业制度中所应当具备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两大问题。

具体有四条。

第一，“投资主体”并不是“真正所有者”，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委托主体。一个“监督机制”完全可能变成“合谋机制”，所以它不是现代企业中的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授权经营”，它并不应该是“两权分离”而是“所有权全面让渡”。

第三，“政企不分，统负盈亏”正是国企的特征。让所有者不管自己的企业，本身等于侵权；同时，国家作为所有者，只能得到“剩余”，更重要的是，这种“剩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加上所有者无财产能力却有支配能力，只能最终国负盈亏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中央和广东省委要求深圳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想这个决策，第一，是根据二十年来深圳改革与开放的现实基础做出的；第二，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与特点做出的。这个决策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

为了落实这项指示，我们必须同时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现代化的深度来看，深圳不是“深圳共和国”，也不可能实现“深人治深”。深圳不仅是广东的深圳，而且更是全国的深圳。这样，在中国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在法律规范、政治体制、思想约束、组织纪律等诸因素的制约下，深圳的上述目标就可能具有了强烈的障碍性条件。比如在2005年前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达到邓小平理论中所明确规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三项核心内容，深圳怎么有可能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内涵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怀疑深圳人的能力，却深知深圳人的权限。因为，有些问题深圳可以做主，而有些问题深圳说了根本不算。

第二，从现代化的广度来看，现代化有一个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如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执政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它们不仅统统是一个“过程”，更有一批可以量化的“硬性指标”。我们要在6年之内完成这样沉重的任务，我总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这不是我们深圳人太谦虚，而是客观上太困难！

第三，可是，我们也必须乐观地看到，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的现代化。只要在人均GDP 33289元的基础上再登上几个台阶，达到6000美元是可以的，也是能够振奋人心的，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鼓励干部和群众的热情，而不是泼冷水。

所以，我建议，在文件的表述上把“200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宣言的前提略加限制一下，变成：“以主要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深圳可以在200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或者说，深圳将在2005年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表述的好处我认为是既积极又主动。

（1999年9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要使深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市”的提法，体现了对我们深圳的厚爱与期待，这是一个非常积极而良好的愿望。

但是，我有两点看法。

第一，“示范市”是一种客观语言，不是主体语言，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若把它当作自身努力的“目标”，就颠倒了主客观“目标”与“作用”的关系。

第二，“示范”有“样板”“标准件”之嫌。因为全国各地省情、区情、市情、县情不同，所以深圳能做的，广州未必应当做，也未必做得好，深圳不能永远是“经验批发商”。总之，“模式论”的观点是不妥的。

鉴于此，我建议，为行为主动起见，深圳自己还是不提“示范市”为宜。

（2000年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我在美国就读时，曾参观过一个县政府大院。其中除了警察局、法院、税务局、城市规划局之外，不再见其他什么局、委、办。我纳闷地问一位官员：“没有农业局、商业局、工业局吗？”他反问我：“农业局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计划、布置种植任务的。答曰：“美国农民知道自己该种什么、怎么种，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们。”反又被告之，我所在的那个小市的市长还是兼职的，市政府成员也都兼职，只有市政府秘书一人是专职的。市政府一年有3个月的时间集中处理公务，而在其他的日子里，日常事务则由市政府秘书处理。这大概是“小政府”的一个经典范例了。

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又希望走得快一些，那么是否应当在行政结构改革上多下一点功夫？！这显然是邓小平曾经有过的热切期待。

我的这个建议就是在不断学习邓小平理论时联想到考察美国的印象而产生的，不知是否值得提出，如果不妥，愿意收回。

（2000年1月）

曹亚军，时任深圳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教授。

20世纪60年代激光的问世，堪称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进展之一，是光学与光子学领域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突破。由于激光在波长、方向性、时间范围所能达到的极限程度，对于光的本质、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都具有划时代的认识，从根本上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激光为光通信、光计算、光存储创造了美好的未来，没有激光、没有激光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将是一句空话：20世纪的标志性突破可能是全光通信、量子通信和光子计算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将达到3T目标（通信干道的传输容量达到Tb/s，信息量的存储能力达到Tb/cm²，单元处理信息的速度达到Tb/s）。激光焊接、激光加工、激光热处理和激光成型，提高了产品的精度、耐用度和生产效率，不仅如此，还解决了以往难以加工和不能加工的难题。激光在医疗上的应用方兴未艾，激光手术、激光监护、激光美容、激光植发、激光搭桥和激光治疗某些顽症甚至“不治之症”都得到了飞速进展，简化了医疗手续，节省了时间和费用。激光辐照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大分子重组正为生物学发展和农业增产描绘美好的远景。

激光技术几乎渗透科研、军事、医疗、农业、工业、环保等各个领域，应用日益广泛，激光在信息领域的应用尤为突出，激光正培植和孕育着新的学科、新的产业……在进入21世纪——光子世纪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激光产业和以激光技术、光纤技术为基础的光子产业，是执21世纪高新产业之牛耳的关键。

（2000年3月）

李景镇，时任深圳大学科技研究院院长、教授。

近日查史料发现：早在1979年中央决定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前，甚至早在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谷牧、吴南生等人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正式向中央提出过这类建议。

一位是香港的查济民先生。

他在1978年建议：“可以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另一位是荣毅仁（包括他的侄子荣智鑫）先生。

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这是荣毅仁提出的在广东宝安、深圳一带设立投资区的意见，我觉得可以研究，但没有把握。请先念秋里，耿飚同志指示。”

如果说，要“富而思源”，我看，这两位是否也算一个源？！

（2000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特区的贡献到底应当怎样概括。

大部分同志赞同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有两大贡献。

其一是贡献了一个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

其二是贡献了一个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有的学者认为，虽然邓小平曾经概括过特区经验，明确地说过“深圳经验就是‘敢闯’”。但如果科学地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还必须同时回答两个具体的问题。

一是敢闯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个“定性”问题。

二是敢闯到什么“程度”？这是个“定量”问题。

因为就特区发展来看，其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鲜理论，而是把一个伟大理论付之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光辉成就。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我发现目前公开发行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缺少两篇关于建立与发展中国经济特区的重要文章。

一是经济特区的开山之作：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工作汇报时说：“可以划出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叫特区时，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二是略带有总结性的判断：“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段话应单列出来，而不是插入其他文章中。

（2000年10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二十年特区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史、人类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光辉实践、杰出典型，是中央较为持续的特殊政策的特殊产物。否认了这一点，也就否认了邓小平理论的精华内容，否认了几百万深圳人的艰苦奋斗，否认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但我认为，今后特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目标。

因为有特殊政策才叫特区，正如陕甘宁边区在1949年以后不可能再叫特区。一旦中央取消了一切对特区的特殊政策，特区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科学含义。

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一般意义而言，已经不成问题，相信若干经济指标在2005年一定会实现。但从深层意义来要求，关键的因素则在于人的现代化。这里不仅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更要求市民有相当高的现代化文明程度，而这一点并不是三五年可以完成的。

人们之所以一般不提在王府井率先实现北京的现代化，或者在南京路率先实现上海的现代化，是因为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讲已无实际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的难点，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这样，我认为，深圳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否应考虑一下提出类似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新鲜目标？！

为此，必须全面提高综合实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强化依法治市（提高公务员素质）；第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指公民的文明素质）。

而要做到这两点，还是要靠二十年的最大的法宝与动力，即改革与开放。因为说到底，技术创新还是要以制度创新为原动力。对于深圳来讲，甚至可以提出以开放促改革。

我们应批判两个观点：一是企图以“发展”来取代“改革”，因为那会破坏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以“中国特色”来抵制“国际惯例”，以“初级阶段”来阻碍现代化进程，因为那会把一个反“左”的先进口号变成一个落后的东西。

为此，特区更要在解放思想上有一个新高度，而解放思想就是文化启蒙，其核心仍然是民主与科学。而文化启蒙说到底就是追求人们所认同的生存方式。可见，深圳的道路仍然很艰巨、很漫长。

（2000年1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创新的背景是：①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而不是定型期；②经济发展处在全球化时代，而不是阵营化时代；③世界各国制度建设极不平衡，而不是处于高度均衡状态。

创新的任务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创新的特点有两个。①不是追求什么“新”，而是追求市场导向，不应形成抵制市场发展的新方法。②可以而且必须符合国情、省情、市情，但必须具备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要求的内容。任何一种“特色”，只能“特”在“形式”上，而不能“特”在“内容”上；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不能“特”在“发展目标”上。若一种创新既不适应国际惯例，又不体现大众的利益，那么，这种创新就不具有“先进性”。

创新的要求是：寻找“适应”而不是“超越”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机制、制度，舍此就不能相互交往、不能相互交易。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最近，深圳市政府出台了若干引进人才的新的优惠政策，但是，我以为，如果不充分加强深圳的科技创新的基础建设会产生三个问题。第一，要引进真正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就十分困难；第二，即使引进来了，也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第三，长期下去，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可能再次流失。

我所说的“基础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如先进实验室群、文献资源中心、工程中心群、科技信息网等；软件则是科普教育、创新意识培养，尊重人才的观念尤其是政策、制度等。

因为科技创新不仅要靠长期积累，而且还要靠灵感，它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失败的概率比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所以，它一定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样，政策与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完全开创性科学成果，几乎未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基本原因，恐怕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的结论是：深圳要再次腾飞，就必须支撑起科技创新能力这一最薄弱的环节，而要做到这一点，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中的“基础建设”。

（2001年3月）

牛憨笨，时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光电子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所以，我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既定的指标”，而是一个“永远的过程”，虽然我们可以以若干指标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来说明它的“数”和“质”，但是，说到底，仍然是一个“过程”。

这样，关于深圳的结论必然是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以若干“经济指标”计算，以深圳的发展惯性与经济周期，2005年即使不做太大的努力，也可以达到。

第二，如果以“全面现代化”来要求，那么三五年是根本无法真正实现的，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绝不是三五年能完成的。

第三，如果说要我们争取的是“基本”实现，那么其弹性又太大。即使与美国比，在相当多的方面，深圳也完全可以立即就宣布“已经”进入现代化了。君不见，纽约也有脏、乱、差的“中国城”，华盛顿的酒店也有电脑失灵……

第四，如果说我们要“率先”，那么不可比因素又太多。因为北京、上海人口多，政策开放慢。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提“率先”，别人恐怕也不服气。

综上4条，我建议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修改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2001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深圳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史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经济特区也的确为这些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施展才华的环境。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都纷纷制定新的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特殊政策，为人才提供更加优厚的经济待遇和工作、居住环境，而深圳在这方面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内研究生毕业就业的优先选择顺序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深圳已由以往第一选择的位置跌落为第四位，在深圳发展高新科技急需的理工类人才方面尤为明显，已有不少企业反映难招收到理工类的名牌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深圳大学更是这样，如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较少。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市委、市政府将带领全市人民实施宏伟的“十五”计划，为了实现“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科技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制度、是体制、是政策。市委、市政府尊重人才的愿望必须靠落实了的政策来实现。

据说美国哈佛大学70%左右的经费不是用在设备上，而是用在聘任人才与工资上。

为此，我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力量调研深圳的人才现状，并迅速制定扭转弱化趋势的十分具体的新鲜政策。

（2001年4月）

谢维信，时任深圳大学校长，信号和信息处理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有两个流行的不正确东西，十分有害。我以为，应在批评之列。

第一，“你的这一科研成果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虽然我们也不能一般地要求所有的自然科学学术成果都应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但是，还是可以提倡：“高技术产业化”“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一些口号，尤其是对于先进技术与工艺。

而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就决不能一般地追求它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即使是应用性对策“被应用”了，也很难计算出它的效益来。

试想，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孙治方的价值论”再到“邓小平理论”，谁能算出多少效益来？应该强调，关于“是否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正是自然科学（主要指技术）与社会科学的重大区别。因为社会科学的效益（无论是正负效益）都是长期的、隐形的、无限的。

第二，“你的科研成果是否被决策层采纳？”

这里有一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底还是不是客观实践的问题。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期，中央在报道与宣传中，已经把江泽民总书记在2000年春天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十五大被列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的“邓小平理论”并列在一起，即“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显然，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宣传现象。

为理解、为掌握、为学习这一提法，我发表个人的几点体会。

第一，“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背景在于：其一，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其二，针对苏东剧变与党内反腐败现象的经验。

第二，“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精髓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原始阶级性，而主要在于它的时代先进性。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意义：其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其二，概括了执政党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第四，“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作用在于：教育与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如果说“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能否代表”的话，那么“能否代表”的关键就不在于有无纲领上的体现，有无主观上的要求，有无历史上的印证，而在于现实中从法制到法治中真正实现了这一庄严的承诺。

总之，“三个代表”不是一个小提法、小要求、小理论，而是一个大提法、大要求、大理论。关于中央这一“并列”提法的根据，我看，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

（2001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要改变广东“经济大省、教育小省”的被动而落后局面，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仅仅以2005年高教生入学率达到15%～16%的指标来衡量是相当偏颇的。

广东应尽快实现从“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的转型。

因为如果仅仅高度认同学历的价值取向，那么全社会便存在一系列弊端。

其一，用人单位“唯学历主义”，出现了“学历高消费”现象，导致人才积压、结构失衡。

其二，育人单位盲目攀比，必然以高学历培养的数量作为自身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对于经济、社会紧迫需要的人才的适应度不感兴趣。

其三，由于社会出现了学历认同的倾向，所以基础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严重失衡与扭曲。

东风汽车公司的老总对我说，中国不缺乏汽车的先进设计，而缺乏汽车的先进技工，这是国产汽车落后的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最近将99所国立大学中的33所关闭，并命令将各种行业的资格证书引入高校的教育体系，并且同时使一大批专门学院升格为职业大学。这一新动向值得深思。

为此，我建议，由省政府出面组织制定各行业的从业标准或技术等级标准；制定获得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后的待遇等政策；将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与认定引入高等院校之中。这些当然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我的结论是：由“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不仅是一场重要的观念创新，更是一场伟大的教育革命。

（2001年9月）

俞仲文，时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政府高教咨询小组成员。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显出了极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围绕着“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所提出的克服不良作风的明确要求与具体部署，又具有极端的艰巨性。可以说，这既是一个“大问题”，又是一场“硬仗”。

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属于“以德治国”领域，它主要要求行为主体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和文化素质。但这一方略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以法治国”基础之上。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如在政治领域领导干部的组织工作中，如果仅有“任命制”，没有“选举制”“公示制”，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溜须拍马的作风、照抄照搬的作风、形式主义的作风、唯上是从的作风，就太难了。同样，在经济领域，如果党政机关掌握着巨大资源已不是市场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从根本上扭转以权谋私作风、享乐主义作风，就太难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特区只能是特殊政策的产物。在1981年中央的“10条政策性意见”中曾明确规定：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

当时的特殊政策就是针对在中国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制度、政策、体制而言的。

中央办特区的作用与意义也完全在于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从而对全国起“示范”作用。而当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这个作用与意义在“理论上”便终结了。也可以说，当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时，在“实践上”，特区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特区完成了这个使命之后，所有特区又都在进行全面的现代化的城市与省份的建设。

如果中央仍然实行坚持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的决策，那么“特区”必须另有使命与另有政策。它的作用就不是为了“示范”而是为了“特殊需要”。

这个“特殊”的经济政策就不再是20年前针对内地计划经济体制、政策而言的，而应该和只能是针对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一般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而言的。那么，这个结论就应当是走向“世界”经济特区，如“自由贸易区”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深圳的发展，我以为就是需要建立一个类似香港的经济体制。为此，中央对特区中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特区）如深圳等，应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

我认为，从1980年到2010年应视为特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为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做示范。而从2010年到2020年，应视为特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为建立世界性质的经济特区而奋斗，具体地说，为建立一个如香港那样的自由贸易区而奋斗。

（2001年1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无论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迫切需要出发，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趋势来考量，都以“人才难得”为第一共识。

但在现实政策中，却有若干违背这一宗旨的东西。

鉴于专业技术人员（既包括自然科学界人士，也包括社会科学界人士）的特殊工作性质，他们不能等同于党政机关干部与社会公务员，所以政府对其应采取不同的政策。

由于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性质是“创新”与“技艺”而不是“执行”与“服务”，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是专业人士而不是党政干部；所以，他们的任职在于实质上的“权威”而不在于形式上的“选举”，他们的去职在于“实际水平”而不在于“生理年龄”。必须承认，学术上的积累与社会贡献绝不是一纸任命所能取代的。

其实，即使在党政机关里，“年龄”也从来不应是第一标准。如28岁的林立果就已经彻底糊涂了，而邓小平恰恰在88岁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讲话”；虽然林彪24岁就当上了军团长，但从退休拉回来的鲍威尔近70岁也还可当国务卿。所以必须因人而异，具体分析，这才叫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才叫实事求是。

应当强调，不是任何社会变动都可以称为“改革”，只有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变迁才有资格称为“改革”，才具有“进步”的意义。这里重要的“指导思想”应是客观上实行“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观上体现“三个代表”要求，而“衡量尺度”应是“能力论”而不是“年龄论”。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为了吸引人才，必须打破常规。

据悉：南京、杭州、大连、烟台等地，对于“人才”的调入，只要能确认身份与水平（如职称证书、毕业证书、考核业务），就可以不要原单位的“人事档案”。人先来，工作一段时间后，重新建档。

应该说，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实属无奈。相当大一批人才都是因“原单位”死守不放而无法流动。一所著名的大学校长直接告诉我说：“你要的那个人，可以去你单位工作，就是不能转他的档案。”

看来，我们深圳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去统一思想，一切政策都应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为客观标准，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为客观标准，去重新研究一下，判定一番。

其实，上述这一方法已经不再具有什么“创新”意义了，因为别人已经做了，我们只需跟上步伐而已；这一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敢闯、敢冒”的精神了，因为别人已经做了，我们只需认可它是吸引人才的应有之策也就罢了。

总之，必须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档案论”就是“封建论”。

说到底，这个问题甚至涉及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如在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自由”；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国际公约”中有“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享有迁徙和选择居所的自由”的明确规定。

（2002年3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关于“深圳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作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必须具有两大特征。其一，它是一种稳定的历史存在；其二，它有一个鲜明的个性。前者从纵向区别了“已经发生的”和“希望发生的”（正如我“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我“希望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从横向区别了“此地”与“异地”（如“深圳精神”不能等同于“广州精神”与“上海精神”）。所以，“深圳精神”不应被概括为一切美好东西的总汇。

第二，关于“深圳精神”的具体内容。

对于20年来已经存在过“深圳精神”的总结，我看，还是邓小平高明。他在1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就鲜明、简洁、准确地判断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杀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70091594

这个“敢闯”精神，对内就是敢于闯过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关，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对外就是敢于闯过封闭经济这一关，走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尽管在个别事情上，在一定时期内，可能闯出一点“问题”来，但总体上看，这种“敢闯”精神在客观上符合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主观上体现着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性质要求。显然，当时的其他地区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里，可以有两个结论，其一，这个“敢闯”精神用今天的话语来讲也就是“创新”精神。其二，今天重提“深圳精神”的宗旨要义，也就是要克服、遏止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享乐主义”的生活状态、“超内地化”的工作作风。可见，这一次，绝不是一般性的提倡，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第三，关于“深圳精神”的发展。

“创新”无法垄断。北京、上海、广州也从未声明过“拒绝创新”。“创新”不能演进为“地区至上主义”。可以把深圳的城市意义发展为“创新”，不能把“创新”的精神含义统归为“深圳”。我所说的深圳不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非常欣赏与赞同市委关于深圳应当增强忧患意识的说法。

要想使这种“深圳精神”既不在历史上消失，也不在现实中中断，实现“可持续发展”，就绝不能靠猛力灌输与强烈说教，而是应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显然，要能够去适应并承受外在的市场竞争与压力，必须有坚强的内在的道德做支撑。今天我们所要培育的诚信这种人文品格也就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2年5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时下，深圳正讨论加强软环境的建设。我认为，除了法治外，主要的应属教育。

无论是国家与国家相比，还是城市与城市相比，知识的差距恐怕是最根本的差距，而全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高级人才的质量应是知识水平的基本标志。

这样看来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决不能把深圳大学实际上办成“子弟学校”。只有尽量向全国招生，才有好的结果。

第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来的“大学城”。

那些全国乃至世界名校能来深圳，不管双方的愿望多么美好，仍然达不到大幅度提高办学质量的效果。

可以断言，离开了“未名湖”，就不是“北大”。为什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没有在全世界办分校，就是因为其“精神”不可移动，它们不可能在全世界“巡回演出”。

总而言之，教育与商业毕竟不同。

（2002年7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时至今日，相当权威性的说法，仍然是企图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应当说，经过近10年的实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它已走进了一个误区。

第一，国有企业再“产权明晰”，也不会明晰到“集团”或“个人”那里去，产权的所有者只能是国家。第二，无论多么彻底的“两权分离”，国有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的“自主经营”，谁的孩子谁不管呢？企业，若反对，叫“越权”；政府，若不管，叫“失职”。第三，国有企业的“自负盈亏”只能是以“国家”为本位，或者叫“国负盈亏”。完全由企业来“自负盈亏”，即利润归企业，亏损由企业自己补，那么这个企业就不再具有“国有”的性质了。第四，所谓的“管理科学”本是一种浪漫性的表述，根本就不具有“科学”的含义。因为，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跨国企业”，都可能管理得很科学，也都可能管理得十分不科学。所以，必须首先放弃以往的这个“十六字”目标。

我的结论是：先调整结构，减少比重，把国有企业引导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然后再研究如何在必须保留下来的企业中实行责任管理，从本质上讲，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应相当于公务员。总之，先革命，再改革。

（2002年8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刚刚出版的，被教育部、中宣部发文件号召全国学习的《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8月出版）一书中，注明截稿日期为2002年6月，资料来源也注明包括著名的“5·31”讲话。可是在内容中恰恰没有了应该十分关注的两段，读来令人有点失望。

其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其二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

我以为，这两段体现了江泽民本人在理论上的新高度和新进展。

所以，我建议：如果以后还会再版请补上。

（2002年9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应该说，效率的对立面是无效率，公平的对立面是不公平，效率和公平绝对不是一对矛盾。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当然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但是，说到底，追求效率就是追求公平，原因如下。第一，没有了效率，也就没有了财富的创造。在传统体制下，盲目追求所谓的结果平等，没有意识到只有蛋糕做大，才有分配的基础与条件。第二，如果追求结果平等（所以导致了普遍贫穷，显然这种状态绝不是我们追求的），那么在实际上就损害了优秀贡献者的利益，这恰恰是另一种不公平。第三，结果不平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利益的差别形成了动力的源泉。传统的“大锅饭”分配制是导致经济无效率的基础条件与前提。所以，没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没有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就没有效率，尤其是长期的效率更需要公平支持。因为一时的特殊组合可能产生短期效率，要维持稳定的高效必须由公平支撑。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自从中央提出了要在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各地几乎都在纷纷制定现代化的“时间表”。有的提“5年以后”、有的提“10年以后”、有的提“20年以后”、有的提“率先”……我认为，此事不妥，建议停止，理由如下。

其一，“现代化”并非几项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全面的东西，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上的表现则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说明。

其二，政治文明的水平是不能以“地区”为单位来考核的，只能以“国家”为单位。

其三，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它有周期、有曲折、有停滞，都属正常状态。

其四，社会经济发展更有一些根本不确定的因素，如世界风云、自然灾害等。

其五，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是相对的，而且也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必要非“赶超”。

其实，各地也并非不掌握实情，所以纷纷使用“5年左右”“基本实现”等弹性字样，而“率先”一词则更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到底是广东比西藏“率先”，还是北京比中央规定的2050年“率先”？况且，到了自己所规定的那年的12月31日，根本也不会有哪位省长、市长去当地电视台宣布本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所以，结论应当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踏踏实实地工作。口号可以鼓舞一些，但行动不能太浪漫。

否则，如果以“时间表”来衡量官员的政绩，那么不仅会形成盲目“大跃进”，也会导致弄虚作假。对于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太熟悉了。

（2003年2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显然，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不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远远不适应深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已有七八所大学，有的大学也仅有10年的历史。这应当引为经验。如果我们仅仅去扩大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唯一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不仅仍然满足不了需要，而且又形成了无竞争的垄断态势。所以，建议另办几所新的大学（官办也可，民办也可，国内办也可，更可国际化）。

但我反对全国名校大办分校，因为大学不是“连锁店”，不是“马戏团”。我一直认为，离开了未名湖，就不是北京大学。并不是说来几位北大的教授、几位北大的研究生，有一所房子就可以叫“北大”。作为“北大办事处”还是可以，作为“完整的学校”则不够格，况且此例一开，中国大乱。北大、清华将占领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那时，北大也就成了特级高等中学了。但是，可以把大学城改造为诸如当年“西南联大”的样子，可称为“深圳联合大学”，实行统一管理。更可以另办如称为“华南大学”“南方大学”等，总之，可以请北大、清华的人来办（像20年前办深圳大学一样），但不能再叫“北大”与“清华”。

（2003年3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据深圳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报告，2002年政协委员的提案办复率为99.7%，其中已经或者基本能解决的为37.5%。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若干提案几乎在第一时间都能收到承办单位的“表态式承诺”，同时也让提案人增写“是否满意”的再答复，以此形成了所谓的“办复率”。这一来一往，形式上没有任何差错，但问题本身几乎未被触动。且不说有的问题是“常提不衰”，单就某个具体提案一推下去，也会“无影无踪”。比如政府处理“违章建筑”一案，法律就显得格外苍白。我曾经自嘲：这批农民建房相当于伟大的农民起义。现在，所谓“深圳速度”只能体现在城市农民身上，他们才是“一天一层楼”，因为他们深知：政府最终对他们只能采取“让步政策”（当然这个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一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取消目前毫无实际意义的“表态式承诺”答复，以承办单位的解决结果即“最终报告”来作为对提案的清理与了结，在技术上如可规定必须在8个月之内回答等。这才能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数字出官”，这才能提倡真实成果，才能检验出政府的效率。

（2003年3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最近，中央决定了对于“非典”疫情及时报告和及时公布的新方针，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一次失误，搞掉了两位“组阁”刚一个月的部长级高官，更是共和国绝无仅有的，又造成了全社会的极大震惊。

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既显示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政治文明的现代化状态，又说明了对于自身的自信与对于人民的他信。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从客观上讲，对于一切“人类公共产品”大众都有知情权，这也是基本人权的内容；从主观上讲，更加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据报道，一个中学生晚上看电视剧，一会儿看中央一台主旋律的《孙中山》，一会儿看中央八台多样化的《康熙王朝》，其间不解地问他的爸爸：“康熙大帝那么好，为什么孙中山总要推翻他们？！”爸爸哑然。

我想，这缘由一定出自电视剧中康熙的形象：反贪官、收台湾、平叛乱、为天下粮仓……；而电视剧中孙中山的形象则是弄炸药、反政府、搞动乱、一片恐怖主义……。回首近年银屏，可以说是一片又一片的皇帝与太监。

等到《走向共和》一播，居然又冒出来了一个“人性化处理”的“理论”。于是，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事出有因”；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迫不得已”。于是，历史也就一下子没有了正确与错误，有的仅仅是谁比谁更好一些。

若按此推论，斯大林当年的“大清洗”不也正是为了消灭内部的阶级敌人吗？而这一切良好的愿望又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呢？！谁还没有一点缺点呢？这种以“目的论”“动机论”来取代“过程论”“手段论”“结果论”的观点不知与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针锋相对？！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显然，努力去“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与目标是具有绝对性的积极意义的，应当予以支持。

但涉及教育，尚有若干具体问题有待澄清。

一是应尊重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克服浮躁的“大跃进”心态：必须正视近年来高校扩招已经引起的某些灾难性的后果。

二是经济大省不会必然成为教育大省，各有各的优势。对于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至少在理论上还缺乏论证。广东并没有江浙一带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条件，办教育不可能立竿见影。

三是当前重点应抓教育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关键是改革教育制度。

我判断，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中国旧教育体制的核心部分。当年（1964～1965年）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判，今天看来，相当大一部分是对的，如“教学要改革，教育要革命”，当然，后一句话不对，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又走向了极端。但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如拿学生当敌人、考试制度、背书制度、课堂灌输、课程设置、教师质量相当误人子弟等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应学习美国的先进教育制度，只有完成了这一改革，才能培养出现代化事业的适用人才。

所以，我建议，首先要研究的还是“改革开放”，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从根本上消除阻碍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一句话，对于广东来讲，教育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总路线。或者说，不能片面理解与执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领袖语录。其实“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本身也就是发展本身，它们是因果关系。

（2003年9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一是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以往的改革仅仅是初步的、框架式的，对于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在深层次上给予根本性触动，可以说“改革”已经大大落后于“开放”了。

二是改革理应协调进行，必须遏制国企改革中的“零成本”现象，必须警惕以“改制”“重组”为名的“权贵资本”“官僚资本”的萌生，也可以说，“政治”改革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改革了。

三是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绝不能理解为单纯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也不是刻意制造多少个亿万富翁，只能是以人为本，利益的目标必须与实现的手段相统一，离开了“个人”就没有了“整体”。

四是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应强调体现时代步伐的“国际惯例”。只有这样，这两个庄严的命题才能显示出推进中国现代化应有的理论力量来，而不至于被曲解为阻碍确立崭新体制的障碍因素。总之“国情论”绝不应是一个反改革的口号。

（2003年10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尽管人们对深圳市委、市政府日前公布的《深圳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营决策行为十条禁令》还感到不过瘾，也尽管“十条禁令”公布后的第一个被执行人陈涌庆受到“公开谴责”对于党纪政纪来讲是多么的不得要领，但毕竟在“约束”上动真格的了，毕竟从无监督走向有监督了，值得充分肯定。

当回首其曾是党的十五大代表，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市优秀企业家称号时，我们必须承认，不能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至少他曾经是一个努力过的人；而当反思21亿元的巨额亏损时，我们丝毫也不会比看到几十万元的贪污事实而能减少沉痛。因而，他们的周围，如当时的企业的领导集团、作为上级单位的投资管理公司领导，甚至当时的市委、市政府的有关人士，是否也应该对此承担点什么责任，同样也应因“失察”“监管不力”受到“公开谴责”呢？！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几年，深圳金融业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改造、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业务品种创新等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有较大提高。为面对挥师直入、全副武装、超级规模的被称为金融“巨无霸”的外资金融机构，紧迫的问题是深圳应在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方面做出新的尝试。

我建议：深圳要在建造金融业航空母舰上创新路，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现有的独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已有的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该说已称得上是金融航母，它们早已跻身世界500家银行之列，但必须看到，尚存在许多与现代商业银行运作机制相悖的弊端。如冗员过多，机制过死，资产质量偏低，经营管理水平差等。为此，要首先树立现代商业银行的运作理念，下大力气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机制，构造有效的管理流程。在此基础上可以先选定2～3家优质银行作试点，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股份改造，使其成为产权多元化的国有控股公司，再创造条件上市成为上市公司。

第二，提升现有优质非国有金融机构，分别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内合并、重组几家具有相当大规模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做大做强”，以提升竞争能力。

第三，在现有分业经营体制框架内，加强金融同业之间在业务、技术和组织等方面的合作，通过优化组合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总之，当今世界，只有致力于增强金融企业的竞争力，深圳创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2003年11月）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其区域定位尤为重要，而区域定位又决定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功能的发挥。我认为：依据深圳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创建的金融中心的最强辐射面应是大珠三角经济圈（包括香港和澳门），理由如下。

一是从历史地理风俗看，粤港深之间地域相连、世代相传、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人流物流资金流频繁，目前正在形成相互依存、协作配套、日趋融合的都会经济区。

二是在珠三角都会经济区内已拥有结成经济联盟的实力，具有高开放度，拥有体制优势。

三是在金融机构互设、业务经营渗透、支付结算联通、金融市场衔接、两种货币流通、金融监管合作等方面已有相当好的合作和发展前景。

由此，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区域定位亦即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应是立足深圳、依托华南、衔接香港、辐射大珠三角经济圈。

必须指出，金融中心的区域性“界定”或城市功能定位并不是一种区域“限定”，深圳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依据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和金融业本身的运营特点，它与区域外的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由于经济上的关联和投融资需要，对区域定位以外的某些地区或城市也具有较强的金融辐射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会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区域内的金融业务，有利于加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巩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3年12月）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显然，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具有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型城市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有几所大学，尤其是有名牌大学，绝对是一个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与标志。

究其原因，除了为创造满足需求的教育供给外，还有一个为创造繁荣而竞争的要求。因为，如果一个大城市只有一所像样的大学，那么垄断必然造成停滞，而停滞又必然走向腐朽，教育也就必然失去了生气。

也许，正是在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的驱使下，全国相当大一批城市的大学城才应运而生。于是，居然还导致了南方某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幼儿园”的“开张”（当然不排除房地产商的推波助澜），仿佛轰轰烈烈的教育“大跃进”真的开始了。

几年来，我坚决认为：这个“一块名牌定天下”的浪漫企图是经不住历史的风吹雨打的。

教育毕竟不是文艺，不可能像马戏团那样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教育毕竟不是体育，不可能哪里有设施就可以在哪儿组织竞赛；教育毕竟不能等同于商品市场，不可能办起麦当劳式的连锁店来。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会展业向来被世界各国所关注，无论在有“世界展览王国”之称的德国，还是享有“国际会议之都”美誉的巴黎，抑或是我国香港等世界著名的“展览城”，都不仅名冠全球，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和社会经济效益。近年来，我国的会展业后来居上，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与旅游经济、房地产经济一起被称为21世纪“三大绿色、无烟产业”。深圳的“高交会”集商品展示、交易和技术合作等功能于一体，一连数届收到了显著成效，高交会会址也已拓展为具备信息咨询、投融资和商务服务的多功能综合性会展中心。与此同时，深圳大型国际化会展中心即将建成，这再一次展示了深圳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闯劲和气魄。

深圳如何创建国际化会展中心，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据《人民日报》介绍，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有183个地区先后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

应该充分肯定，在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总方针的鼓舞下，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口号，便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各级地方官员有如此强烈的冲动，是具有绝对积极意义的。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它扫荡着一切昏昏然的官僚主义作风，真可谓气可鼓而不可泄。

可是，在我们这个盛产“口号”的国度里，如果要进行一点书呆子式的研究，那么，至少还会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国际化”仅仅意味着一种“开放度”。

因为“国际”仅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化”，用毛泽东的语言，那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所以，“国际化”并不是一个继小康社会、现代化社会之后的更高一级的阶段。

二是“国际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指标。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鉴于《建议活页》栏目不是也不可能是像论文那样对某一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甚至恰恰相反，它还要求具有杂文性质的尖锐时评，所以，我在去年（见《建议活页》2003年第11期）发表的那个建议，虽然观点是鲜明的，但表达出来就难免窥豹一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我有责任来进一步阐明。

我的全部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的高校需要来一个大发展，而竞争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大城市绝不可能只有一所大学。

第二，古往今来都有异地办学的现象，相当大数量的高等院校主要也不是由本地人形成的师资力量，如深圳大学等。

第三，名牌高校可以在短期内创造成功，如香港科技大学。

第四，我仅仅认为一所特定的著名高等院校难以在异地无保留地出现，尤其反对它附属到幼儿园一层，即巴金只有一个，名校不可复制。

上述观点的全部含义就在于珍惜、坚守、爱护名牌高校的质量水准。

但是，文章的片面性在于没有充分地挖掘可能存在的若干积极因素。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中共中央最近发出的意见中，有一个特殊的强调，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我认为，要真正坚持这个方针，前提条件就是解放思想。而这一点又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对于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往往涉及与触动经典作家们的基本原理，涉及与触动党和政府的原则与政策，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又要求不是一般性的重复、宣讲，而必须有所突破、创新。尽管哲学有其价值观的倾向，但它的真理性又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而全部社会科学的基础又只能是客观的真实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自己的学说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只能以对待科学的态度即以研究与探索的态度，而不是以对待宗教的态度即以信仰的态度来对待哲学社会科学。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当今世界，已迈入全面竞争的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种种竞争，其实质问题是人才的竞争。最近市委全会依据深圳如何更好更快地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立意高远的战略思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它体现了一种创新的观念，强调并肯定了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大举措，是深圳实现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厚实基础和根本所在。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紧抓育才、聚才和用才三个重要环节。

关于“育才”。重要的问题是重视教育，因为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具体说，要制定好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规划；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创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在重点办好现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前提下，积极开拓和创建新的办学路子，包括努力提倡社会办学等。总之，育才是人才之“源”，没有人才之“源”，也就谈不上人才之“本”。由此，各级领导应十分重视教育的重要地位，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落实教育支出是“人力资本最大投资”、是取得将来“收入的投资”这一理念。作为市民，应积极响应，深刻认识全面提升人的整体素质是深圳实现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最厚实基础和前提条件。对此，无论上下都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深圳市近日宣布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推迟到2010年，对此，新华社发表了4篇文章，盛赞深圳以人为本，认为此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破题之作”。70091600

显然，较之准备2005年匆忙宣布实现现代化是一种高明的做法，应视为政府的进步。

但在我看来，仍然是根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东西。在今天，它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中综合显示，绝不是若干指标所能概括的。

第二，尤其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领域，是无法用指标来量化的，它是有形和无形的统一。

第三，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不会以一个具体时间来显示完成，所以它不应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应该说，对全国所有城市来说都是如此。

第四，对一个城市来说，比如深圳，我不怀疑它的勇气，只清楚它的权限。深圳不是“深圳共和国”，也不可能“深人治深”。在全国尚未从整体上完成经济社会改革之前，现代化是不可能以城市为本位，在一个城市单独实现的。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第一，政府不能当经济主体。无论是原有产业的淘汰与转移，还是新兴产业的升级与壮大，无论是混合所有制的形成，还是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法律法规没禁止的领域，都应是企业自身的市场运作。政府应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保证不同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政府的整体性、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合作纲领绝不应当再具有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色彩。

“9+2”合作最重要的主体并不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是企业自身。跨地区乃至跨国的企业集团是推动地区之间资源重新配置及分工与协作的关键角色，推动区域合作，除需要构筑政府之间的合作平台外，还必须构筑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深圳市政府应努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逐步构筑深圳自己的著名品牌，增强城市的整体影响力、竞争力，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二，深圳应有全球视野。区域经济合作，是市场经济的当然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又具有改革特别是开放的特殊意义。而这种开放的辐射力显然不会仅仅限于“9+2”。香港、澳门、广东要想真正把中国南部地区变成自己的腹地，完全取决于粤港澳经济体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这就是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虽然立足于“9+2”，但必须同时具有全国视野、全球视野。这也是市场经济、信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2004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通常，提出口号是政治家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其客观目标就是进行社会总动员。今天的深圳，人们谈起“文化立市”的口号时，也是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在这里，人们可能联想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音乐会，但我以为，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如醉如痴又彬彬有礼的文明观众。

在这里，人们可能观察到柏林大街上穿梭如织的汽车文化，但我以为，更应当关注的是那些甚至在20米以外就摆手让马路上行人先行的汽车主人的微笑。

总之，在这里，我真的看到了文化的神圣，看到了做人的尊严。

当我们渴望把自己的家园——深圳，建设成一个幸福的“理想园”时，显然不应仅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甚至也不应仅追求个人财富的充分积累。因为对总体上超过贫困线，不再为生存而奔命的人们来说，他们的需求层次发生了质的变化，于是，“文化立市”的口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邓小平理论中，“一国两制”的思想显然占重要地位，而在落实“一国两制”的实践中，却又有一项重要的政策主张至今尚未深入人心。

如对于1997年以后组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邓小平说“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而“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人。这样，各方人的心情都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70091602

我以为，我们要十分珍惜，而不是九分珍惜邓小平亲自开创的良好局面，这一伟大的勇气所创造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对此右了当然不行，“左”了肯定也不行。

所以我赞同曾庆红在2004年6月21日提出的香港“要团结、要和谐不要分化”，“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正确建议。

我以为，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灵活，更反映了我们的自信；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智慧，更反映了我们的胸怀。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我的结论是：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

（2004年7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据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型工业化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又据说，若干地方政府正积极进入汽车产业领域。对此，我不禁想起几年前深圳市政府曾企图精心培育6大销售创百亿集团而后来基本失败的严酷教训。这就是说，当时市委、市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性障碍和体制性障碍。

由此可以引出的具体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一，2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相比政府的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来说，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性意义”。政府最终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要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建议市委、市政府不必着力扶持深圳的汽车产业。

第二，2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还证明，国有经济虽然占用了较多社会资源，但效率较低。“国有工业企业占用固定资产约50%，国内银行贷款约60%，却只创造约1/3的工业总产值。到2001年末，国有企业在并无优势的一般竞争性行业有15.5万个，占国有企业总数的89.1%。这些企业占有国有资产总值的49%。”显然这处于一种结构性低效率的状态。所以，建议市委市政府尤其不能去直接创办深圳的国有汽车企业。

至此，结论应当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说资源配置的基本权力不是政府而是市场的话，那么当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恰恰是重化工业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在这方面，作为一种推动力，地方政府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2004年7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半年来，我一直“鼓吹”，应当大书特书深圳的“净畅宁”工程，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对一个城市的治理。

我以为，它至少还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换。从安排产业结构转向创造良好环境，这已经具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内容了。

第二，体现了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如果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8个大字，关键又在于“能否代表”4个大字，那么，“净畅宁”工程就反映了人民政府对城市自己的主人——深圳广大市民的尊重与热爱。

第三，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管理现代化城市的能力与智慧，而这也正是政府执政能力提高的具体表现。

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看，一座城市是“净畅宁”，还是“脏堵乱”，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4年8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业是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高度透明、高交易效率、组合投资、专业化管理等特征。通过创新，促使基金业与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相互竞争、共同合作，以推动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基金业创新不仅是自我创新，而且关系到整个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

伴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作为深圳经济发展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已经占深圳GDP比重的10%左右。而深圳基金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目前在深圳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20多家，已拥有1500亿元的基金资产总规模，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深圳市政府在“2002（深圳）基金论坛”上明确表示，要将深圳的基金业作为金融业的一个重点，将深圳建成中国的基金中心，政府将努力营造基金业成长壮大的优良环境。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必须准确地领会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精神实质，从而关注它的环境特征。

第一，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在“法治”上。

由于忽视了法治建设、制度建设、体制变迁，所以能力的强化反而导致了个人专断、专制，从而使“人治”猖獗。所以，本文建议把“法治”建设放在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地位上。

第二，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没有人怀疑历史上的秦始皇、拿破仑、斯大林、齐奥赛斯库他们个人的执政能力，可是，一旦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即人民的拥护、支持与信赖，那就同样会发生政治与经济的危机，最终导致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所说的“本领恐慌”。

这里的“基础”专指客观上（不是主观上）的人心向背。改革开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坚实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过不了“政治风波”这一关。

同样，苏共的垮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等人执政能力太差，而是“三个垄断”（“所有制垄断”“政权垄断”“真理垄断”）导致的。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能力再强，也会发生危机，所以马克思反复指出，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7009160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主要运用的也不是什么“个人铁腕”，而是做到了亲民、平民、为民，用坚定而具体的目标与形象，实现了“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的有效结合。

可见“执政能力”与个人的学术能力、经商能力，甚至个人的升迁能力不同，它不仅是“水平”“智慧”“谋略”一类“技术”上的东西，更是“立场”（即客观上站在人民利益一边，站在民主政治一边）上的东西。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建设一个“全能大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是“父母官”“救世主”“大救星”。请牢记胡锦涛同志精辟的指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正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重要的标志。70091604

为此，建议把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放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第一要务上。

（2004年10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的日趋融合，两地金融市场对接和货币资金交易中会随时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内地居民赴港炒股问题。随着“个人游”的启动，加上规定内地出境携带现钞和外币标准提高，内地银行又开办“境外消费、境内人民币还款”业务提供方便等，且港股吸引力大，赴港开户炒股的内地居民大有人在。据了解，这些股民以炒期货为主，其次是六合彩，甚至是变相赌博等，而港股没有涨跌幅度限制，中长线股票投资“天高皇帝远”，入股风险甚大。就法规来说，内地居民赴港炒股还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也有与洗黑钱、私募基金、地下钱庄等有联系的，这又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问题。

“地下保单”问题。CEPA框架下，内地放宽到港旅游限制，不少内地居民通过“自由行”方式前往香港购买保险，即所谓“地下保单”，购买者多为有相当强经济实力的客户，其种类主要是返还型的投资分红险、年金、保障型和医疗型险种，如继续扩大，务必使内地资金大量流失，以此为掩护进行非法洗钱活动，必然会影响两地金融行业秩序和金融行业稳定。

因此，进一步深化深圳与香港金融合作，我有两点建议。一是以“融”为主，即进一步扩大两地的金融合作面，努力创新金融体制和金融产品，创建两地货币资金流通新渠道。二是以“管”为重，即正视金融业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客观承认两地金融体制和管理水平的差距和差异，加强两地金融监管部门间的配合，加强两地在金融业和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对市场的跟踪监测，建立有效的信息和风险管理系统，切实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实现两地金融业的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

（2004年12月）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借用毛泽东当年的标题是为了解决现在的一个问题。

我以为，“反腐败”至少有三种形式：除了要打击“贪官”（行贿受贿）、整治“庸官”（不作为）之外，还要整顿一下“俗官”。

我所谓的“俗官”，仅举三例。

其一，不知从何时起，在委托人在座之际，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语言，“我受××书记（或省长、市长）的委托，讲几句……”，其实，本应由××书记（或省长、市长）本人当场讲的话，偏偏要由下级、副手来代理，以示自己的威权。回想起来，连毛泽东当年也没有摆过这个谱。

其二，也不知从何时起，大会发言人都把在场的几位最高官员称为“尊敬的××”，仿佛只有他们几位才是可尊敬的，也仿佛其他人则是可以被侮辱的、被损害的。

其三，大会主持人经常说：“××书记（或省长、市长）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了我们的会议，让我们表示感谢。”按说，该出席的会不出席应叫“失职”，不该出席的会仍要出席应叫“扰民”，所以根本不应存在感谢之类的意思，不应颠倒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交往中，上述语言有时是必要的，否则既缺乏礼貌又缺乏常识，但在国内，尤其在基层单位则大可不必。

所以，我建议，除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一律禁止这类俗不可耐的风气。

（2004年12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目前，中共深圳市委以“发出激越动员令”的形式提出：努力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

这是一个坚决响应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号召，具有积极意义的口号，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总揽全局的执政能力。

但是在这个口号落实过程中，我认为还应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这是一个战略性口号，而不是一项具体的任务。

如果说连“现代化”都难以用十分具体的指标来体现的话，那么“和谐”的指标就更强人所难了。由于“和谐”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指标无法确定，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完成的“时间表”。它其实是一个永远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一项大型工程。可见，“和谐深圳”既不是“计划”出来的，也不会是“动员”出来的。

第二，这是一个有居安思危性质的口号，而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任何新颖口号的提出都具有针对性，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深圳基本上没有“三农”问题、大规模“下岗”问题，由于深圳人均GDP已达7162美元……可以说，深圳是国内相当稳定、和谐、有效益的地区之一，难怪温家宝总理近日视察深圳时说：我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税收，中央怎会有更多的转移支付。

所以，我认为，这个口号虽然具有居安思安的性质，却不具备有的放矢的特点。因为可能有人会误解为现在的深圳是动荡的、不和谐的深圳，是一个亏损的、效益差的深圳。

第三，“速度”和“效益”是相统一的，深圳并不存在方向性的转移与历史性的跨越。

可以说，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就提出了增长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是一种“反速度”行为。因为我们所要的“速度”本来就应当是一个有效益的速度，我们所要的“效益”也本来就应当是一个有速度的效益。“速度”的对立面并不是“效益”，而是“慢度”；“效益”的对立面也不是“速度”，而是“亏损”。所以，讲“速度”必须讲“代价”、讲“成本”、讲“可持续性”。

总之，发展还是“硬道理”，速度还是相当重要的。

（2005年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月前的建议，自觉还没有说透，此文为补充。

深圳市委、市政府在2004年12月以“发出激越动员令”的形式，隆重地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口号，即构建“和谐深圳”与“效益深圳”。其宣传力度之大，可谓空前。

我认为，这里的动机和指南都是极为重要而又十分明确的。

但是，如果从文字的表述来看，似乎还须再推敲一下，方可取得共识。

第一，“效益深圳”不与“速度深圳”相对立，前者对应的是“亏损深圳”，而后者对应的是“停滞深圳”。

“速度深圳”与“深圳速度”的口号都没有错，因为我们讲的“速度”从来就不是拼资源、拼环境的速度。

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历史性飞跃。如果说一定有一个什么变化的话，那倒应是一个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历史性飞跃。

因为不能说“速度深圳”本质上就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也不是说“效益深圳”本质上就是不要速度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2005年3月25日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新任市委书记发表了充满激情的、务实的革命演说，也可以说，这是新市委的执政宣言。它一扫多年来党八股的“官话”“套话”之风气，给人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感与亲切感。

其一，演说的最精辟之处在于：“要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空间。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就是改革创新。”可以断言，如此高涨的改革呼声，自党的十三大以来，在全国都还没有听到过，真不愧为发自深圳的声音。

其二，关于深圳25年历史进程的“三阶段”提法。讲话指出“深圳25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特区初创时期、跨越式发展时期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期”。

我以为，三个阶段的提法缺乏“统一性”与“规范性”。因为前两个阶段不是“非科学”的发展，那时急需单兵突进、寻找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来，也是科学的。而今天则更应注重“协调发展”。又鉴于是否真正实现了协调发展还有待实践来检验，所以建议将第三个时期改为从2005年开始“走向协调发展阶段”。

其三，关于特区的概念。讲话强调“改革创新就是深圳最大的本钱”，强调“要高举特区的旗帜”“戴牢特区的帽子”。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核心问题是特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3月25日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李鸿忠书记所作的《继往开来 改革创新 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宏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精彩报告有一个突出的意义和一个极其响亮的口号，其影响深远。

第一，关于一个突出的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特区政策优势的迅速弱化和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与面临的严峻资源制约，造成了深圳的发展困惑，表现为部分人的信心受损，干劲不足，“特区精神”受到挑战，在此时期大力提倡“四种精神”——负责精神、敢闯敢试精神、敢抓敢管精神、奋发有为精神，无疑是一“强心剂”。

第二，关于一个极其响亮的号召。

报告极其响亮地提出改革与创新的口号，十分明确地提出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是改革创新；深圳的未来必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向改革创新要资源、向改革创新要空间，最终以改革创新创造深圳的发展优势。这个号召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深圳发展的本质动力，也规定了深圳走出发展困境的基本路径。其意义在于非常明白地昭示：深圳的昨天是靠改革开放，深圳的今天需要找回“试”与“闯”的胆识与精神，深圳的明天离开改革与创新将不复成存。

第三，一点建议。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善政”是以往深圳市政府从未提及的非常好的执政理念。它以直白而通俗的语言既表达了主要领导人的自律精神和执政的境界，同时又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一种职业道德的要求。李鸿忠书记对“善政”的解释是：“善政强调的是本事、能力。”而我认为，尽管“善政”强调的是本事、能力，但“善政”绝不仅仅是本事、能力的事，还理应包含“仁政”的内涵，即执政的德性和良心。因为，只有建筑在执政的德性和良心基础之上的“本事”和“能力”，才能被称为“善能”，而只有“善能”才能结出“善政”之果。

事实上，并非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就一定有德性和良心，更不是本事、能力越大，德性和良心就越强。在中外历史上两者相悖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没有人会怀疑希特勒个人的本事、能力，但几亿人被无端卷入血腥的战争，几百万犹太人为他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失去生命。在这里，本事、能力带来的不是“善政”，而是“罪恶”。同样，没有人会怀疑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基础的秦始皇个人的本事、能力，但暴政使他的本事、能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罪恶”的代名词。可见，没有“仁”（品格、道德、良心）的“政”，很难称为“善政”。本事和能力本身是无伦理色彩的，但执政者一定要有道德。所以，一个称职的党的干部，既不能是本事、能力都欠缺的所谓好人（好人并不一定就是好干部），更不能是那种有本事、有能力，但毫无德性和良心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无德性和良心的官员，其本事、能力越大，对社会和公众的伤害也就越大。正如炸药的能量越大，其破坏力也就越强。

所以，我建议，把执政的德性和良心明确地表述出来。

（2005年3月）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和谐深圳”的口号一经提出，就不仅以它特有的道德上的感染力激荡着人心，而且还以其思想上的魅力鼓舞着人心，同时，更以其境界和道德上的征服力凝聚着人心。但是，随着“和谐深圳”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一种“泛和谐”的趋势正在蔓延。比如在“和谐深圳”的感召下，各个行政区相继提出“和谐××区”的口号，而各个单位也纷纷提出“和谐××单位”的口号。应该说这一做法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任何人都会明白口号提出者的用意。然而，当我们认真思考“和谐深圳”的真正内涵时，就会发现在“和谐深圳”口号下“纷纷和谐”的提法并不恰当。

首先，“和谐深圳”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判定，同时，单凭道德的力量也是无法真正实现一个社会的和谐的。和谐社会还必然包括以完善的社会机制解决和处理各种矛盾，以制度规范人们的投机行为和个人主义倾向，尤其以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法律的框架内构建“惠己悦人”的社会。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近几天，我一直思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市委一定要把特区的概念从当年的“实行特殊体制和优惠政策的地区”演变成今天的“特区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和特别能创新的地区”，难道市委还会只讲政治不讲逻辑吗。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正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所说，它体现了深圳新市委的政治智慧。

第一，从理念上来讲，一旦把特区的概念从“实行特殊的政策”的地区变为“具有特别的眼光”“特别能改革的”地区，那么特区的内涵就已经由一个“实体”转换成一种“精神”了。

而一旦特区概念的内涵转换了，特区概念的外延也就随之缩小了。它并不是泛指“一切”具有“特别能改革”精神的地区都可以称为“特区”，而是专指曾经划定为实行特殊政策的而今仍然保持着特别能改革精神的地区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特区还要“特”，特区还能“特”，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并不能单纯理解为要另辟蹊径。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从区域发展来说，它与相关区域存在多方位密切联系；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地区之间存在资源组合和优化配置的问题。所以，特区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将它置于全国甚至是全球这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安排。特区要继续“特”下去，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绝不能脱离大环境而孤身奋斗，既要充分发挥“内力”的作用，也要借助包括来自港澳台在内的国内诸方面“外力”的作用，获取“双赢”和“多赢”，为特区的改革创新提供厚实的基础和拓展更大的空间。

另外，在目前中华大地万马奔腾、你追我赶的改革开放年代，改革创新必然也是他们的必选之路，一些省份和城市成绩卓著，甚至在很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且发展势头喜人。面对这一形势，作为特区，应十分注重吸取先进地区的经验，以他之长，补己之短，结合特区的实际，既找“差距”又明“差异”，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不断提高特区要“特”的本事和能力，这既是特区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特区定位的需要。同时，坚信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特区总有“先”可创、有“特”可写。

重要的问题是要“树立创新之勇、争天下之先”的大无畏精神，坚持不断创新，为“珍惜特区的牌子，高举特区的旗帜，戴牢特区的帽子”做贡献。

（2005年4月）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我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效益深圳”并不与“速度深圳”相对立。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效益的速度，也不存在没有速度的效益。但是，不仅我，几乎所有经历和目睹深圳这座城市成长的人，都会明白“速度深圳”与“效益深圳”提法所包含的用意。因此，“速度深圳”与“效益深圳”提法本身并无问题，麻烦在于将两者联系起来，作为逻辑上的递进，共同来表述深圳历史上似乎两个完全不同的，由初级向高级转型的历史时期所带来的理论与逻辑上的混乱、错误和矛盾。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关于中国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特”，以及还能不能“特”的问题，在经历了三次大辩论之后，今天该做历史结论了。

先后发生在1995年、2002年的两次争论，都因到底能否坚持住特殊而优惠的政策使正方一再处于被动守势的尴尬境地。而今天，当深圳市委力排众议地宣告所谓“特区”就是指“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和特别能创新的地区”的时候，终于因能够主动出击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在这里，特区概念的内涵已经由一个“实体”转换成一种“精神”了。而一旦转换了特区的概念内涵，那么特区概念的外延也便随之缩小了。这一概念上的深化，会使任何反方都悄然失语。

20多年来，深圳靠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赋予的特殊体制（针对当时内陆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和优惠政策（如15%所得税率）不仅“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成长为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靠前的城市。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当深圳市委旗帜鲜明地提出“深圳的定位就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深圳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改革创新是我们最好的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把特区概念的内涵转换了，把特区概念的外延缩小了。这就在讲政治的大前提下，把逻辑关系也理顺了。这就等于给长期以来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以及能不能“特”的争论，做了一个历史性总结。显然，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认真落实市委的这一庄严号召。

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经过25年高速发展，深圳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存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和谐问题。

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深圳的今天，深圳有许多事情要做，但首要的任务应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状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如衣食住等），安全需要（如人身安全、职业安全、经济安全等），社交需要（如友谊、情感、归属等），尊重需要（如自尊、能力、权威、地位等），自我实现需要（如胜任感、成就感等）。人们各个层级的需要可同时存在并同时发挥作用，但在某一特定时期总有某一级的需要发挥独特的作用并处于主导地位，其他需要则处于从属地位。

深圳人的需求层次已发展到以第二层级为主的阶段。在深圳人吃穿“无忧”的今天，这“无忧”中潜伏着诸多的“忧”——吃的是否有毒？穿的是否有假？住的是否有害？以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一层级的其他安全问题，诸如职业安全、经济安全等更无从谈起。

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也只能是人，即以人为本。只有满足深圳人对安全的需要才能算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算是科学的发展。

另外，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很难想象有人愿意到不安全的地方去投资、消费……而文化的繁荣则应是深圳发展的最高目标。

（2005年4月）

高兴民，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深圳商报》2005年4月16日报道，深圳少年科学院选出27名小院士，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

我以为，正式成立“少年科学院”的动机是极好的，但不必评选“小院士”，理由如下。

一是无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有具体的极高的入选标准，本身都是严格的科学行为。

二是不存在以年龄划分的少年“小院士”和青年“中院士”和高龄“老院士”之说，否则全国就乱套了。

三是结果甚至与动机相违，因为在“小院士”名称重压下，会产生各种恶果，“小院士”和“少年先锋队队员”完全不是一回事。

四是培养爱科学的小孩与少年科学家的途径多得很。

救救孩子！！

（2005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理念，而且是一个社会人文理念。它要求一个社会要做到经济的增长与福利的提升的统一，物质生活的富有与精神道德上的尊贵的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同时要学会分享，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阶段。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针对传统体制下“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言的，那么科学发展观则是为了矫正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某种程度上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口号的极左而教条的理解，和由此形成的为发展而发展，为数字而发展，甚至把数字的简单上升视为发展的“盲目发展观而提出的”。从理论上说，由于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必然的同步增长，所以关注GDP的同时，政府必须关注社会总福利指数的提升，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关注两极分化的问题，注重各阶层的平衡发展和实现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认为，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社会要同时确立“科学政绩观”。GDP、经济增长速度是一方政府的“政绩”内容，但绝不应该是官员政绩的全部，甚至是唯一。经济指标本身绝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经济增长的结果应该包括一方百姓福利的提升，而不能只是一方官员职位的提升。如果一方面强调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依然坚持传统的政绩观，就会形成“奖赏”的标准（“传统的政绩观”）与“奖赏”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不相符的情形。当奖赏的标准与奖赏的内容不相符时，人们会理性地放弃“内容”，而去追逐“标准”，科学发展观完全有可能在实践中毁于“传统政绩观”之手。

另外，对任何社会而言，开放都是要支付成本的，经济也要考虑增长的代价。因为，并不是所有增长的最终净收益都为正。当为创造财富所消耗的资源比创造出的财富多得多时，当一定量的财富的创造要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时，人类就会进入以增长财富的方式来减少财富的误区。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人们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且尤其要求政府官员反思“不惜一切代价谋发展”口号的正确性。如果摆脱了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保障的“科学政绩观”的约束，科学发展观本身完全有可能沦为口号。

我建议，在宣传口径上，要与强调科学发展观一样强调“科学政绩观”，并将“科学政绩观”真正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

（2005年4月）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近日有报道称，我市某区街道党组织为配合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创造性地开展了“星级党员”的评比活动：根据积分高低，评选“星级党员”，最高的是五星级，而且还准备每三年评选一次金、银、铜奖。积分的规则为：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积1分，捐钱、捐物满100元积1分，义务劳动1小时积2分，获区级表彰积20分，获市级表彰积40分等。

应该说，此“创举”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评选“星级党员”的做法不仅不科学，而且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一是尽管“星级”的概念在许多场合已被人无端地、不假思索地扩大使用了，但是在有些地方和情形下，“星级”的概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用的。如不能根据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好坏评星级厅局，不能根据士兵表现的积分来评星级士兵。这不仅仅是因为不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失庄重和威严，同时也破坏了固有的境界和精神。党组织不是酒店，党员不能评“星级”，更何况党员的标准是唯一的。

二是从积分的规则来看，不是提高了对党员的要求，而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提合理化建议，参与慈善活动和义务劳动，不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是一种附加的、额外的高尚，而且对一个公民来说也应是基本的素养。再者以捐钱、捐物来换取积分完全有可能走向“买积分”的歧途。可以说，积分的规则把所有党员都应具备的境界和情操变成了一种奖赏的理由；把普通党员本应具有的好品格，变成了个别党员才可能具备的优秀品格；把共产党员分内的事变成了“额外”的，甚至可以用来换取政治资本和荣誉的事。因此，“星级党员”的“创举”错不在用意，而在于理念，而且积分规则本身就不够“星级”。

三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应该是既有目的性，又无目的性的。所谓有目的性是说要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谓无目的性是说共产党员要将自己本应具备的思想品格和素养成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我们需要奖励优秀的党员，但绝不能把奖励带入功利的轨道。当明确地把一种行为与荣誉或利益联系起来，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实施时，难免使人们忽视行为的内涵而单纯追求行为本身，结果就会为荣誉而荣誉，为积分而积分，甚至为了获取积分、获取荣誉而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因此，热情是一回事，科学的态度和观念则是另一回事，并不是所有的热情都是科学的。

建议取消评比“星级党员”的做法，更不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此项“创举”。

（2005年5月）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经济特区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它既要追踪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预测其发展前沿，又要研究经济特区自身运行规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许多问题不仅是有待深入研究，甚至根本就是有待研究。要想在预期的时间内对所有的经济特区问题都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近期可将研究重点放在三个方面。

第一，特区市场资源配置机制问题。无论是评估特区以往的改革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问题，都应该是研究的基础，并且由此可以延伸到对特区产业结构、城市化、区域化等问题的研究。

第二，特区企业改革问题。经济特区是靠企业来支撑的，企业组织机制和活力关乎特区的现在和将来，特区企业改革问题理应成为特区经济研究的重点。可喜的是，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等的发展，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已集中到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已发现了很多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如果以此为切入点，特区经济学最有可能在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上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特区影响的问题。由于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特区的影响既是经济特区转轨中最突出的和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特区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深层次问题，因此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特区的影响问题自然应该成为未来特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并且，还可带动和刺激其他相关领域，如政府行为与财政体制、政府行为与法律体系、政府行为与金融监管体制、政府行为与融资体制、政府行为与企业制度等的研究。

（2005年5月）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茂佳，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逐步深入，不时可以看到各类媒体关于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的报道。在诸多相关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访贫问苦、做好事之类的报道特别普遍，尤其是在对优秀党员干部事迹的报道上。这里并不是说访贫问苦、做好事不值得提倡、表扬，而是说，对于党的干部而言，仅限于做好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不仅会降低党的使命，而且还会造成对共产党员的责任、作用的狭隘的理解，使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的自身素质和素养的提升流于形式、陷入平庸。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回顾历史，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大船之所以能够一次次顶风破浪，不断向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继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人创立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之后，涌现出了种类繁多的现代经济学流派，如有以杰出代表人物而闻名的凯恩斯学派，有以研究领域而著称的货币学派，有以大学命名而令人景仰的剑桥学派，有以城市著称而威震四方的芝加哥学派，有以原理推论而显赫的边际效用学派，有以研究方法而另辟蹊径的行为学派、数理学派等，不胜枚举。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茂佳，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几年来，在深圳大学正门口，立了一个小牌：“出租车禁止入内”。于是乎，无论是校内的教职员工，还是来访的客人，凡是乘出租车来的，都要刹车下人。偶尔只见极少数人可在门卫的默许下进入，真可谓“皇恩浩荡”了。如问门卫：“这是哪个皇帝决定的？！”门卫则明确回答：是领导的指示。

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真是深圳大学的书记校长做出的既违反宪法又侵犯人权的荒唐规定，显然是有人捣鬼，故意损害领导威信。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必须立即取消这一条违法行为。本来，高等院校既非军事要地，又非私家园林，任何人都无权禁止出租车入内。如果只给有公车的官员、有私车的富人进入学校的特权，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和谐社会的要义。

出租车可以进入校园绝不是领导的恩赐，而是公民的权利。我党干部必须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的教导。

第一，管理大学和管理兵营是两回事；第二，法治与人治有根本区别。仅仅是一件小事，就足可反映出执政能力的水平。

所以，我建议，凡是有类似现象应立即改正，否则只会使自己很被动、很麻烦、很难堪。

（2005年7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几年，“金融中心”成为时髦语，如“国际金融中心”“全国金融管理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等。其中，以“区域性金融中心”称谓最多，随便数数，全国起码有二三十个市提出要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

所谓“区域性金融中心”，顾名思义，即指某市金融业的扩散及影响面以某一区域为界线。且不究其区域之大小难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比“国际金融中心”小，比某市地域要大。一种惯常的心理偏好是：不管多“大”多“小”，总亦能称得上是一个“中心”。

我对这一提法存在以下几点质疑。

其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金融业经营的特殊商品——货币所具有的极强的流动性和增值性特征以及20世纪21世纪之交金融功能的变革使金融业主要成为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在金融业务拓展中，只要符合风险最小化和盈利最大化原则，其经营和辐射范围是完全可能和可以突破所谓区域界线的。

其二，直面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国外金融“巨无霸”的挥师直入以及国际金融霸主的垄断态势提示我们如果不着眼于“做大做强”去面对现实，而各自立足于某个区域去谋求运作，必然失去应有的战略胸怀和可持续发展机遇，搞得不好，还会因“各自为政”而陷入“区域封闭”和“相互抵消实力”的被动局面。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读了温总理2005年9月在深圳发表的在中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另外的一点心得。

其一，讲话表明，中央既放弃了进一步兴办如美、日、俄式“世界性经济特区”的战略构想，又未满足深圳特区拓展范围的要求；既未考虑提升深圳为直辖市的地位安排，又未想再做任何政策上的优惠规定。

其二，讲话中显示的“三个不变”，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因为一切都在与时俱进，在全国统一市场经济中难道会允许低税率永远不变吗？难道还会永远保留周围的铁丝网关口吗？

其三，必须正确理解讲话中关于经济特区的基本内涵是“创新”。第一，从时间上看，它仅仅肯定了深圳的昨天，并未保证深圳的今天，对于明天，还只是一个希望，并非完成了的现实。第二，从地点上看，这一内涵不仅适用于深圳，同时也适用于上海、北京、广州。

其四，我以为，讲话是用一个一般性的号召对待一个特殊的对象，其实质是说：深圳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放手干吧！（因为已经任命了中央信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

其五，又干什么呢？凡是深圳现代化所需要的，凡是中央尚未明确禁止的都可以干。

那么，凭什么干呢？只能凭25年来的物质积累，凭25年来的精神积累。

其六，然而，前进还是很难的。因为，一是特区建立25年后，外围的对象几乎都“扫荡”完毕，剩下的都是触及产权、人口等核心利益的领域。二是今天的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已经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权，它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三是改革的主体呈现了自身的阻力，所要面对的不再是拓荒牛时代的一穷二白的土地，而是因主客观因素所形成的某种既得利益者的障碍。其中的难度，并不在于若干操作技术方案的选择，而在于弱化体制内的垄断利益和特权地位。今天，因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摩擦而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因为那将失去金钱，但同时更不希望改革深化，因为那将被剥夺特权。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深圳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城市，也是一个对外依存度相当高的城市。外贸出口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2004年出口额达778.5亿美元，占全国的七分之一。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398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已在深圳投资的有近100家。

从理论上分析，人民币升值：一是影响出口；二是减少外资引入；三是增加就业难度；四是加剧人民币升值预期。由此推测，此次人民币升值对深圳弊多利少。但我认为单用这种静态的、短浅的目光去看问题，是极其片面的。要知道此次人民币升值重在完善“汇率机制”，重在建立“长效机制”，这些对一个外向型城市的发展来说何等重要！

曹龙骐，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第一，能够正确对待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是坚持“一国两制”伟大方略的一个证明。

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无论是基本法还是中央政府都明确规定与再三申明确保港澳的繁荣与稳定。

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法律上的特许而不是人为的宽容，所以根本不存在博彩旅游业的发展是不是“道德”的问题。这里不仅反映了祖国的胸怀，更体现了中央的智慧。如果说“澳门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实践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可以载入史册，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如果说今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至关重要”的话70091605，那么，动摇了澳门的博彩业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澳门繁荣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日，深圳市委提出“治庸计划”，掀起“责任风暴”。好得很！深圳市委认为：再激动人心的使命、任务，再好的工作思路、发展措施，写在文件上再好看，不落实也就等于一纸空文。而抓落实，关键在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现在起，我们要以庸官、懒官、太平官、逍遥官为耻，在全市形成“官难做、难做官、做难官”的氛围。干部问题的要害，在于执政能力的高低，在于是否做到务实、团结、善政、廉洁。市委根据全市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抓执行力建设，主要突出两个方面：一是责任制的落实；二是提高工作能力、治理平庸。70091610

我觉得，“风暴”既不能天天刮，“计划”也不能月月订。所以，必须大力抓制度建设，这才是治本之策，绝不是仅靠三讲两讲、先进性教育等运动性措施所能奏效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它们的作用）。所谓依法治国，其要害就是依法治官。而所治的官不仅指“庸官”，更指“贪官”，也指“俗官”。

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执政能力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这样，关键也就不是个人作风和品质，而在于制度的健全。一句话，是制度决定作风，制度创造作风。

香港“廉政公署”的作用在全世界早已被公认，所以，我建议，在我们深圳率先建立内地第一个新机构——“深圳廉政公署”。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种学习。

（2005年10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深圳打造一流大学至少需要转变四个观念。

一是“没有数十年积淀产生不了一流大学”的理念。经常有人以深圳过于年轻为由，认为在深圳创建一流大学无异于天方夜谭。应该承认，一流大学的诞生与时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时间不是阻止深圳创建一流大学的唯一理由，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创办仅有短短10余年的历史，但它已进入亚洲前十名大学的行列，其商学院更是排名全亚洲第一。可见，深圳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采用高投入的方法，打破过去一流高校的产生至少需要几十年积累的常规。

二是“没有一定行政级别产生不了一流大学”的理念。有人认为，深圳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在这样一种行政级别下，不可能诞生一流的大学。但确有大连的大连理工大学、青岛的青岛海洋大学、厦门的厦门大学等，在国内高校中已有相当大影响。

郭茂佳，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本来，“中国经济特区”的全称应当而且只能是实行“特别优惠经济政策的地区”（1980年中央文件）。所以，一旦取消了全部优惠政策，特区也就要在事实上被取消了。

但是，当时实行特别优惠政策的目的是冲破全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说，它的性质是“市场经济一般”。

那么，当全国都以市场经济的确立而不是再以计划经济的完善为改革的目标时，中国经济特区的性质也就似乎不再具有“特殊性”了。

但是，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全国又绝对不可能同步进行。所以，只要全国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特区26年积累起来的路径依赖就必然导致它继续“先走一步”。因为至少可以判断：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经济仅仅构建起了框架，即使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典型城市深圳，也决不能宣称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更谈不上巩固。所以，邓小平所赋予的关于特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新的使命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从旨在规范市场经济人行为的“清无行动”，到约束执政党行为的“廉政风暴”，再到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雷霆行动”，一年多来，深圳市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和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深圳市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大规模的、行之有效的政府行动。应该说，市政府的行动，极具说服力地展现了特区政府的职业人素养和执政能力，并树立了政府的文明、开明的公共形象。从理论上说，相对于政府不作为，有行动无疑好于无行动；相对于政府失灵，有效的政府行动不仅好于无行动，而且还优于低效率的政府干预。因此，从“清无”到“廉政”，再到“雷霆”，不仅是深圳市政府有效的代理人行为，而且更是政府行为的最佳选择。尤其在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的今天，以强制性行政手段约束尚不成熟的经济人的急功近利行为，不仅是有效的，而且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政府有目的、有目标的强制行动的快捷性和权威性，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社会规制，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和氛围的效果。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今天，不讲中国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专谈中国社会当前确实出现的相当尖锐的矛盾：基尼系数接近0.5、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上学难、看病难、治安混乱、矿难频发，有些甚至威胁到执政的基础。我想，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理论家都首先要正视、要面对这些严酷的事实。所以，那种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太平盛世”的媚俗话语是不应该受到赞扬的。

但是对于这类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国经济学界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

近半年来，刘国光教授的旗帜被人举了起来，因为他断言：我们的问题在于在所追求的目标中，“社会主义讲少了，市场经济讲多了”。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为学者所关注，而且尤其为政府官员所关心。26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使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化在内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作为原有体制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结果都日益凸显出来了。所以，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稳定似乎显得比发展本身更重要。而此时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又似乎在逻辑上告诉人们，稳定就是和谐。

首先，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稳定的社会未必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今的朝鲜都是相当稳定的，但绝不能说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说稳定的和谐是稳定的保证，那么和谐的稳定则是和谐的结果。因此，对稳定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筑的稳定，以及稳定是靠什么来实现的。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谁会对GDP、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这些概念感到陌生，它们作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和事实上的政绩指标早已被人们所惯用。对于习惯的东西，人们自然就不会去考究其准确性及恰当与否。

GDP是一个经济总量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人均GDP则说明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而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的幅度。应该说上述三个指标是描述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非常有价值的指标，但三个指标本身并不能完全证明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文明程度。然而，由于转型社会初期经济总量增长现实的必要性和目前政绩评价体系的要求，上述三个旨在反映社会经济增长的指标，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几乎唯一的“指标束”，而且其政绩意义也远远大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意义。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在反教条主义、反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潮时，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实践”本身，还应该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

为什么历史上的窃国大盗有时能够得逞？为什么现实中的小偷可以屡战不败？为什么当权派严重失误的决策能轻易地做出？为什么有些人确实可以随心所欲？上述的四种结果都不代表真理的胜利，而且在历史学家看来还是终究要失败的，但是，这一曲折，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百年。若以人的生命和痛苦作为历史的代价，那么牺牲也就太多、太残酷了。所以，对“实践”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面对谁的实践、什么实践、几次实践等一系列问题，都既有立场，又有价值观念，还有随机性因素。

否则就无法解释人吃羊肉和狼吃羊肉，对于羊来讲，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立场问题）；就无法解释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毕竟还是发动起来了（随机性问题）。

可以说，一时得逞并不能说明主导者手中有真理，一时失败也不能说明主导者的理论都是谬误。因为后者也许遭遇了专制者的强权或者遭遇了广大群众的一时反对。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在人类社会领域，个人作用（无论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与规律强制的关系，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总之，个人的“经验”并不等于哲学上所说的“实践”，经验主义可怕，实用主义更可怕。一句话，社会实践绝不等于个人经验。

（2006年3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近来，“创新”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创新型广东、创新型城市，各级各界都在讲创新。尤其在全国“两会”（政协会议与人大会议）期间，创新更是成了热门话题。“两会”代表对深圳的创新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实施自主创新深圳要走在前面”。事实上，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深圳，创新都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既需要激情，又需要科学理性和科学态度，用一句通俗的话讲，要“热中有冷”。

吴俊忠，时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

有些语汇，一旦人们用习惯了，也就不愿意再去研究了。“文化”这一概念，不具有时间性特点，而只具有多样性的征象。一般可分为俗的、雅的，大众的、精英的，甚至也可分为精华的、糟粕的，却不可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比如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红楼梦》小说，它们所体现的到底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文化人仍旧拿不出与之媲美的东西呢？对于它们，不仅不存在与时俱进的替代物，而且也是后人无法超越的（我赞同季羡林先生所说：巨人是无法超越的）。可见，在文化上，传统不等于落后，时尚不等于先进，把一个大搞文字狱的雍正皇帝描写成电视剧中爱民如子的“三个代表”，让《雷雨》中周萍把繁漪高高举起的现代芭蕾舞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先进性来。

总之，与科学技术不同，文化是一束光芒四射的礼花，不是一枚直冲云天的火箭，前者的特点是直线上升型，后者的特点是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

在这里，我引用两位学者的语录做论证。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主要途径，不仅预示着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理念，以及受此影响的人们选择行为方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同可持续发展一样，也是一个充分体现并反映社会文明、人类进步的社会概念。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面对中国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多的人把不和谐根源指向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甚至号召“反思”改革，主张重新调整基本收入政策。结论似乎是：第一，不和谐正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第二，改革开放之前“到处莺歌燕舞”。

毫无疑问，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公共政策的合理化方针，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条件，执政党的最基本职能是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人的温饱生存问题。

第一，只要市场在交易、商品经济在运行，那么，两极分化、收入差距乃是必然结果，任何企图在市场经济下消灭差别的思想都是一厢情愿的。

第二，试问，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和谐的吗？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普遍贫穷，几十种票证构成一道风景，二亿五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思想上，“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在这种状态下，有什么和谐可言呢？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七八年前讲，苏共的垮台在于“三个垄断”，即对所有制垄断、对政权垄断、对真理的垄断，可谓经典语录。邓小平讲，1978年前的二十年（即毛泽东时代），我们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我坚信，只有认识到这些，才会真正体会到邓小平理论的真实背景与伟大意义及其世界性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要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不是要否定二十多年来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创造和谐局面的立脚点在于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鼓吹“造反有理”，不是煽动“杀富济贫”，我的建议是：要强调法治，强调税收，反对腐败，尤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只有这样，我国才能真正走向长治久安、社会和谐。

（2006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存在多种既得利益阶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小平同志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得以实现。而伴随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利益主体的加速分化，各种既得利益阶层也随之出现。

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模式，改革的设计者主要是政府官员。无论如何进一步改革，都会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在缺乏改革标准、改革规则的前提下，很容易发生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货币利益或政绩利益）出发，要么反对有损自身利益的改革，要么使改革变成为自己谋取福利的手段。中国的住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公车改革等，无不反映出改革者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且这一矛盾正呈现尖锐化趋势。正确认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化解这一矛盾，已经成为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我国的改革要跳出改革者的利益樊篱，避免改革成为改革者为自己谋取福利的工具，应主要考虑以下四点问题。

高兴民，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人口、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建议，在“十一五”时期，深圳将产业创新作为第一发展战略。理由如下。

第一，制度创新的“垄断性”已经不复存在，仅靠制度创新已难以形成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优势。经济特区成立的初期，“试验田”“窗口”的定位使深圳拥有市场制度的“先试”“先行”权利，这里的“先试”“先行”权利形成制度创新的“垄断”。实施制度创新的“垄断”权利，需要一个基本精神——“敢闯”与“敢试”，即敢于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大背景里引入市场手段。可以首先引进并采用市场体制的“垄断”，创造了同样具有“垄断”特征的经济增长优势。今天，深圳所处的制度背景与20年以前比已经大相径庭，国内的全面开放使得地区间制度创新的“垄断”状态已完全不复存在，在未来也不会再度出现。这就是说，仅靠制度创新来获得自己“一马当先”的发展优势已无可能。

第二，制度创新的发展动力效应已经递减。改革开放已走过了20多年，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改革，现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制度演进的轨迹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稳步改革时期，下一步的主要创新空间在于完善现有的制度框架。几年前，仅从单项改革那里我们就可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比如土地用地制度改革），而今这样的制度发展动力已不再可能。虽然制度创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时间上均是无限的，但制度创新的发展动力效应却显然有限。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资源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今天，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深圳农民工总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第一，人口“倒挂”现象尤为突出，已成为影响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从注重GDP转变为注重社会和谐。和谐深圳重要的是人的和谐，而人的和谐是分层次的，基础层次是经济关系和谐，其次才是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和谐。目前，深圳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构建和谐深圳的主要障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保障深圳农民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维护深圳的社会稳定，是政府不能回避的首要问题。

高兴民，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人口、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教授。

钟若愚，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人口、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目前，高等教育同社会经济发展一样，也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即面临着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尽管面对严重的教育供给不足，扩大招生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选择，但质量永远是数量的前提，尤其对教育而言。因为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没有质量的数量不是增量而是减量，离开了质量的数量只是数字绝不是实力。因此，当数量的增长以质量的牺牲为代价时，上升的数量不仅是对质量的贬损，而且也是对数量本身的削减；当扩大招生以培养人才的质量下降为代价时，不仅会出现文凭贬值和“泛文凭化”的现象，而且还会造成一代人竞争能力下降的社会后果。由于成功的教育的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所以失败的教育的社会损失将大于个人损失。而一代人竞争能力的下降，将会以人力资本贬值的方式影响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工会组织是一个代表工人利益、反映工人意愿的群众组织，它以维护职工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首要职能，是最具有实力的劳动者群体的利益代表。

但是在我国，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本应是群众性质的工会组织，却被办成了官僚或准官僚机构，其领导人则成了官僚，仅从全国各级工会负责人从副国家级、副省级、副厅级……到副厂级，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高兴民，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人口、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教授。

由于时不时要取稿费，所以不得不经常光顾学校附近的某邮局。按理来说，大凡排队总会使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等待，因为这一方面总比挤作一团文明有序，另一方面毕竟体现了“先来后到”之理。但在这个邮局里排队，却难免让人内心有一种隐隐不快的感觉。在这个邮局里，所有汇款、取款的人混排成一队，并按“先来后到”的原则面对三个窗口的服务。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汇款的人远远多于取款的人，而汇款所需要的交易时间也远远多于取款所需的交易时间。同时，在共同排队等待三个窗口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只有其中的一个窗口（有时可能是两个）是既能取款又能汇款的。倘若不幸排到只能汇款不能取款的窗口，你就不得不“发扬风格”把好不容易排到的机会让给后面的人（后面的人一定要是办理汇款的，否则也不得不“发扬风格”）。如此下去，取款的人要比汇款的人花费更多的交易时间，因此也就相当于多支付了交易费用。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哲学家李秀林教授在哈尔滨市做学术报告，认真地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区别。

他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又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毛泽东的思想”定义为他本人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巧妙地宣称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我当时在后台与他进行了辩论，并以调侃的方式反问：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我们要认真学习“李秀林思想”了，他极其尴尬。

现在，党中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去掉了“谁的”，以本身的“内容”来表达，这就具有了准确性。

所以，我建议，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更为了使内容接近“真理”的要求，今后不再出现“谁的”这个麻烦的东西，直接以“内容”本身来体现，因为这里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定理。

例如，如果我们要坚持“毛泽东的思想”，那么当然不仅不能坚持，而且还要坚决否定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正是他本人从1956～1976年所形成的基本思想，所执行的基本路线。一旦这个思想被抽出，那么毛泽东本人确认的一生两件大事之一，以及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重要一块就失去了内容与地位，而如果进行确认，那么对此，邓小平又早有定论：1957～1978年二十年间，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还是今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来表述好些。

（2006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说他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70091613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向世界重申：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民主选举……

为了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进程，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值得参考，他便是蒋经国。

本来，蒋经国与他父亲蒋介石一样，曾残酷地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特务政治，但是到了晚年，在世界大潮的推动下，力排众议，与时俱进，1986年，他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

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

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阖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70091614

我想，正是这一举动才引来了邓小平传话要派杨尚昆与李焕直接谈判。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的东西。但对于中国来讲，既有人民强烈支持，又有军队警察的可靠保障，可以说帝国主义侵略不了，从内部讲，任何叛乱都将被镇压。可见，邓小平的预言、胡锦涛的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所以，建议从上至下做一个稳妥安排，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而有步骤地进行社会的全面转型，在胡锦涛时代早日完成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在我看来，中央完全有这个能力。

（又及：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与蒋介石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中国的统一；第二是民族的独立）

（2006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舒尔茨就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普遍性结论，即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在传统农业令人惊讶的理性面前，推进农业发展的选择不外乎有三个。

第一，变革农村经济运行体制。通过新体制创造农村新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以生产队为农业产业组织方式的集体经济的否定，创造出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的优先发展，农村经济的五年黄金增长期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一日千里。这就是体制的魅力。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资源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一，不应片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字表述。

在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必须克服，即从文字表述中片面地理解它的本质含义。

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是仅指代表高新技术这一趋势。先进生产力的布局总是极少数，大多数是适用技术、一般技术，还有少数是落后技术。就中国而言，广大农村还谈不上拥有大规模的先进生产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当然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理解这文化本身还分什么先进与落后，如《诗经》《宋词》《红楼梦》等是先进文化呢，还是落后文化呢？《桃花扇》与《千万不要忘记》到底谁比谁更先进呢？文化只有优劣、雅俗之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提倡优良文化。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不能理解为只代表一个整体的利益，更不能理解为这个利益没有当前的内容。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当然要代表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而且必须包括这个人的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不允许以一个抽象的整体利益，加上一个抽象的未来利益来牺牲每一个人的当前利益。这就是说，既不能以当前利益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也不能以子孙后代的幸福来否定每个人的现实利益。同时，“最广大人民”实际上也是指全体中国人民，而不再是指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不断打击5%以下的阶级敌人。执政党的理念不是不断地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和睦相处，化解矛盾，尽量做到平安无事。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时，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有一种倾向特别值得警惕，即以根本“不作为”去刻意“制造”一个虚假的和谐。

如不去解决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却一味鼓吹农民工“要顾全大局”来等待企业经营状况的完全好转；如不去解决居民的看病难、用药贵问题，却一味号召患者“要安定团结”，要充分理解医院的难处等。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我认为：现实香港政治体制的特性是权力分立。香港出现政制争拗时，政府官员和学者往往强调基本法关于香港政制安排的立法原义是构建行政主导体制，却忽视了基本法有关香港政制安排所呈现出的结果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种权力分立。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将行政主导与权力分立两种理念对立看待，并将香港回归前的制度特性盲目地加以引用。

张定淮，时任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据报道，钱学森向来看望他的温总理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当然，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对此，温总理表示极大的“焦虑”，这是因为我国的“思想土壤”和“学术土壤”往往有利于“侏儒”而不利于“巨人”的发育。70091615

关键的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显然，在21世纪，社会需要的绝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鲜活的人才。这样，大学教育的重点也就不再是课堂上的背诵，而是怀疑批判式的思考。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在今天中央力推基层民主制度化的大背景下，不说是全部，相当多的基层单位仍然存在不和谐的现象。

如在有近百人或者上千人参加的大会上，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说：“对于刚才工作人员宣传的决议，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鼓掌通过吧。”当然，也有主持人会问一下“同意的请举手”和“不同意的请举手”，以及“弃权的请举手”之类的程序上的话。

试问，在事先既无个人充分的思考，事中又无大家热烈讨论的情况下，怎么可以指望有任何重要的不同意见出现呢？

尤其在选举中，民主选举的核心是差额竞选。在等额选举的状态中，任何一个候选人被一半人淘汰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竞选，即使是组织提名，也必须由候选人公开阐述自己的执政理念、目标，并且认真地回答选民（或代表）的问题。

只要不是行贿、受贿，积极发表演说、公开拉票，都是非常必要的，都是十分正当而且合理的。当年，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曾认真而热烈地推动这类选举，我们要向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解放区学习。

民主的任何形式都必须服从于具体的内容，显然党中央希望基层组织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希望，不能再搞类似“鼓掌通过”这类滑稽的事了。

（2007年2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受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国际地位绝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于是，探讨“中国模式”的声音在海内外刹那间响了起来。不仅有超越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的国内言辞，更有天真地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挽救世界经济”的国际论调，对此，我们应高度警惕。理由如下。

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还处在改革之中，最艰难的改革（如国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并没有完成。

第二，从过程上看，中国正处在变化之中，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制度变迁，都没有形成一种定型的“模式”。

第三，从现状上看，“中国问题”有的还很严峻（如环境问题、居民消费问题、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等）。

可见，虽然我们有辉煌成就，有独特的因素与过程，但同时也有重大的教训，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目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决不能盲目地陶醉于“盛世”中，必须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估计与评价，千万不要被有些人吹得晕乎乎的。

（2009年12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有些城市十分热闹，甚至还可以“大闹天宫”。在那里，既不缺形象思维，又不缺大跨度联想。但有时，总觉得轻飘飘的，因为缺了学术文化。

学术文化不是简单的传达文化、宣传文化，而是研究文化、探讨文化、质疑文化。

要发展学术文化，需要两点：第一，理论勇气；第二，环境宽容。

对于研究者自身：钱学森在回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生活时说：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你必须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样才能有拔尖人才，才有竞争，才能跑到学术前沿。

对于客观学术环境：就是应提供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都可以发表，可以向权威挑战与辩论。当年大学者胡适曾这样揭示它的哲学根基，他说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可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是不完全的真理。说到底，谁也没有可能握有绝对真理。

这样说来，发展学术文化，既要使自己的思想有一个大解放，更要对人本身也来一个大解放。只要拥有了她（即拥有了追求某种绝对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这座城市也就一定会更加漂亮与凝重。

因为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工作场所，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2010年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现在国内若干大城市都纷纷提出要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显然，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确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里，要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繁荣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社会已经由经济体制转型走向社会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一座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具有一个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内容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基本制度的确立。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首要含义并不是如何发展，而是为谁发展。以人为本的宗旨，就是要求以个人为主体的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而在如何发展问题上，其首要含义也不是什么技术等级上的升级，而是现代基本制度的成型。我认为，这也就是现代性对现代化的根本制约。

（2010年3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据报道，2010年3月18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上，对于领导干部申报个人财产问题，温家宝总理明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忠诚、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很自然的，怕什么？为什么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能办到，为什么俄罗斯能办到，为什么新加坡能办到，为什么我们的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能办到？十多年来，党内呼声、社会各界的呼声，总要对人民有个交代。千万别忘了一条定律：政府合法性是人民的授权，政府管制基础的稳定性，是人民的支持和凝聚力。

对此，应当郑重给予回应：因为说到底，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能有人民的一般利益，而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还有什么党的及其党员的特殊利益。这样，不仅要执行“权为民所用”，更应牢记“权为民所授”。监督，既是“主人”对“公仆”的权利所在，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今天，许多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香港是当今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它的魅力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的结晶。所以，我认为，学习香港，就是学习市场经济；借鉴香港，就是借鉴法治社会。从相当大的意义上说，“把香港请进来”（如独立的廉政公署、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现代大学制度等），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能寻找到构建现代化城市的简捷路径。

（2010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传统纸质报纸，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大量地使用一个词：对房地产投资客实施“精确打击”。用这样的战争语言对待普通的房地产业参与者，实在不妥。

第一，投资者（抑或投机者）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只要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正确性，就必须接受房地产投资者的产生与存在，只要市场不存在了，投资者也就消亡了，如果打击投资者，甚至精确地打击，实质上是在消除房地产市场，这样，发展房地产业就只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一句话，如果消灭了“投资者”，也就等于取消了市场经济。

第二，只要投资者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按照已经确立的市场规则行动，就不仅不能打击，还必须给予保护，否则，有悖于我们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第三，引起近年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向的原因甚为复杂，其中的确可能存在需要“精确打击”的对象，比如房地产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者，在项目立项、土地取得、规划审批等环节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者等。但这不能与普通的投资者画等号，必须严格区分，不能将一般投资者视为房地产所谓问题的“罪魁祸首”。

至今，绝大多数人都充分地分享了市场带来的房地产成就（当然可能有多少的不同），因为，居住条件在短期内的改善超乎想象，今天面对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用市场的手段解决，不当的、过多的干预甚至打击，只能将房地产业发展引向反面，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2010年5月）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从概念上讲，特区本来就是“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的地区”的简称，一旦这种政策取消了，特区在概念上自然就没有可能存在了。而从实践上看，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初所设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之后当全国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时，特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我也一直持特区终结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时任总理朱镕基说的“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了，全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按地区来优惠，而是按产业来优惠”那句话的含义了。而所谓“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地区”，或者说“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的说法不过是政治家们为了鼓舞士气的宣传口号，这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

那么，特区还有什么新鲜使命？进入21世纪，中央要求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宣告中国经济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两个“全过程”就清楚地表明特区又被赋予了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

既然还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那么就自然还是要给予相应的权力。今天，特区到底还有什么“特”的权力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过，“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他要求，特区还要“锐意进取、先行先试”。这就不是在默许，而是在明示：特区还有继续“先行先试”的改革权。我们的理解是，这就是今天特区的基本含义了。

这种特殊的权力一旦结合30年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精神三大优势，就有可能完成这一新使命。在这里，关键还在于人。

（2010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特区的未来应负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

也就是说，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改革的时代也并没有结束。决不能认为特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深化改革，而只是大力发展了。更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时代”进入了“科学发展时代”这一结论。

因为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走上科学发展之路。“改革”与“发展”两者不是前后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它们绝不处在两个时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是科学发展的制度保证。因为只有彻底解放了人，才能形成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才能最终解放生产力。

中国社会前30年的高速发展靠的主要是改革开放，今后的科学发展主要还是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仍然是第一法宝。总之，要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必须首先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离开了改革开放，“发展”不仅不能“科学”，而且更不能“持续”。

（2010年6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温家宝总理最近有两段重要的话语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其一，2010年8月20日，他在考察深圳时讲：“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70091617

其二，2010年8月27日，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会议上说：“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70091618

我认为，这是建国60年来我党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最重要的言论，也是继1980年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被政治局通过）后的第二个大论断。

所以，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2010年8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本来，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既是为了反对“斯大林模式”，又是为了否定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含义就是：结合中国国情，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

可是，慢慢地，“中国特色”一词就被许多人滥用了。因为，“国家经济安全”不能成为央企垄断的理由；“人口多、国民素质差”也不能作为削弱民主政治的根据。

为此，引来10年前的一段文字，以释心怀。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阶段性来，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在说明“中国特色”时，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则更强调体现时代性的“国际惯例”。绝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绝不赞同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绝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任何“中国特色”并不“特”在既定目标上，而仅仅“特”在具体道路上。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既不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70091619

完全可以说，中国近30年的伟大功绩就是选择、引进、坚持市场经济的结果。只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能真正实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不能跳跃，世界也没有奇迹，只有常识。所以，在迷恋“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的同时，应防止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2010年10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学术界对于收入差距的“现状”有基本共识，即都承认“过大”，但对于形成“原因”尤其是“解决办法”的认识大相径庭。

有的学者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主要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即私有资本的资本收入剥削了劳动收入。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有阶级性的，不能代表剥削阶级。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关怀与照顾一部分剥削阶级，但不能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毫无限制地支持与迁就他们。当前主要错误倾向不是搞单一公有制，而是私有化。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口号，说到底，并不是一个宣传与教育和打造品牌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其核心的理念就是法治问题。

对此，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要有一个刚性的制度。

以往的“反腐倡廉”大都是用抓“大案要案”、通过“专项行动”以及贪官污吏的“典型案例”来说话，如何从体制深处去提升法治水平则应视为关键环节。例如，能从制度上具体而明确限制公权力的滥用，绝不比抓几个贪官震慑力小。

据报道，做了14年国会议员的新西兰女部长黄徐毓芳，近日被揭发利用部长身份，损公肥私，黯然辞职。因为按新西兰国会规定，资深议员和伴侣在私人国际旅行时，可享受高达90%的机票折扣。当然，旅行津贴只限于私人旅行，不能用于商务旅行。调查显示，她的确用纳税人的钱（旅行津贴）为她丈夫的商务之旅埋单。70091620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凡事总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这样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0091625最近发生的埃及风暴，再次印证了这一光辉的真理。

因为专制制度既缺乏分权安排，又不可能实行监督机制，所以很难自我调节。这样，社会动荡也就是必然的了，而高压统治只能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要维持国家的稳定，尤其是长治久安，根本的办法只能是向民主制度进行和平的、非暴力过渡。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阐述过“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我们应当学习。

其中有：“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选举而产生，并向他们的人民负责，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主、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70091626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据说设在深圳大学城的北大研究生院、清华研究生院、哈工大研究生院准备开办本科生班，专门招收具有深圳户籍的学生，以为深圳的发展更快培养人才。

我以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思路和做法。

一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锋。本科生录取必须经全国高考统一招生，这对全国城乡人民才算是公平的，只招深圳考生，对广东都不公平。

二是这口子一开，深圳的“好学生”会“理所当然”地进入“中国名校”。“寻租”也就蜂起，腐败会成风气。

三是中国的著名高校本质有如“中央垄断企业”，这样蚕食“地方企业”，使其难以发展。在极为有限的生源内，会逼得诸如深圳大学一类高校只能走“深圳子弟特等高中”之路，这就搞乱了高校秩序，是一场教育大混乱，完全有违国家的反垄断法。

十多年前，我在深圳特区报以特邀评论员名义议论道：“离开了未名湖就不是北京大学；离开了清华园就不是清华大学；离开了松花江就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一句话，办研究生班可以，办本科生班他们还不够格！因为没有足够的名校的师资力量，更缺乏相应的名校环境。那种所谓要办成全国一流商学院的说法，不过是宣传口号罢了，略有商业欺诈之嫌。

办教育不是办企业，不能让几个借助于国家的垄断资源的企业拼命去“做强做大”，其余则是一片凋落，教育需要均衡发展。

请决策者慎重！

（2011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我估计上期的《建议活页》可能会引起一点反应。

但是，有些话并没有讲完。

第一，即使设立在深圳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将向全国而不仅仅是深圳招收本科生班，那么凭什么可以把实际上是全国的高三尖子学生从未名湖的北京大学赶到西丽湖（深圳大学城所在地）的北京大学深圳分校来？！一个重要条件当然是降低录取分数线，而一旦降分，那么还是北大、清华、哈工大原来的标准吗？！

第二，几年后，这里的本科生毕业文凭是校长签发的神圣的北京大学呢？还是需要加上几个字（深圳分校）呢？！如果不加几个字，不就等于欺骗吗？如果加上，学生不难为情吗？能甘心当一名稀里糊涂（西丽湖谐音）的北大学生吗？

第三，上述学校办深圳研究生院的性质和办本科生院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而后者实为以拓展空间为名，疯狂抢夺土地资源获得暴利。建议决策者要警惕！要当心！须知上述中国名校是公立大学，是全国、全社会的资源，而不是私立大学。

第四，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创举，应当得到支持。

第五，香港的大学因距离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独办都是有条件、有基础的，因而深圳应当十分积极地与香港合作。

第六，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之所以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办本科分校，不是因为财力不够，而是不愿意以此糟蹋本校的声誉。

第七，否则，像深圳这类城市，可以请来全世界、全中国100个名校。好了，连签证都不用办，在深圳就可以上哈佛了！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

试问，一旦生源锁定，深圳大学招来的四五流高中的学生怎么能培养出来？

总之，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要创新，请到深圳来！”是个优美、正确的口号！

而某几个人刻意打造的“读名校，请到深圳来！”却是一个不怎么样的错误广告！

（2011年4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响亮的口号了。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复兴”什么呢？

“复兴”的本意是恢复兴旺，这里有两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一，应该恢复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优秀的而不是糟粕的东西。

比如，在中国古代所开展的哲学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而不是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宗教化的供奉与崇拜“统一思想”的愚昧状态。

又比如被李约瑟称为处于世界科技巅峰的，超过了18世纪英国的欧洲工业革命的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宋朝，其实质是在科技发展背后经历了一场“兴市废坊”制度性的“商业革命”。宋朝不像唐朝那样，把首都长安城的商业点“坊”用墙围起来，除了特定高官外，不准向街路开门，类似今天国企的垄断地位，绝不能“复兴”那种高度扼杀民间资本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帝国王朝举国体制。

第二，毛泽东1975年的判断：“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当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本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早有共识，这就是：帝国总是要崩溃，人民一定要解放！可是近几年，一股思潮又在泛起。比如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70091631

这类典型的“叛徒说”，既违背了历史，又否定了逻辑，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真是一段奇文，所以，我建议诸位还是有意识地欣赏一下。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时间才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它只能一往无前，因为它不会虚应故事，所以，“时间”的确比“宣传”更加可爱。

20年前，邓小平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一扫当时极左阴霾，石破天惊地做出了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伟大决策。至此，中共十四大才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中。20年过去了，尽管荆天棘地、险滩峥嵘，这条改革开放的航船毕竟在乘风破浪中驶入了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

历史是不会忘记1992年这个历史性转折的。

我一直以为，在《邓小平文选》中，除了“南方谈话”外，还有一篇经典的东西，即1980年被政治局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虽然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这个“宣言”收效甚微，但毕竟发出了正确而重要的信号。可以认为，这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未竟事业。

今天，中国的一切大成就，都可归功于改革开放，同时，面对的一切大问题，都又可以缘于对上述“宣言”的贯彻不力。

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改革开放是一个总过程。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我坚信，所谓永远“不动摇”，应该而且必须包括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思想。

（2012年1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今天，为什么社会矛盾那么多？为什么社会分配不公引起那么大不满？为什么反腐败道路那么艰难？

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并没有实质性改革，如因为没有根本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有监督的民主制度，所以也就很难建立起“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

重要的是，今天改革的困境出现了新的状况。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的行为特点是，既不迷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那样，他们将失去积累的财富；但是，他们更加惧怕改革的深化，因为那样，他们将失去特权。所以，他们更希望社会发展保持着双重体制的胶着现状，并把这种过渡状态凝固化、定型化，甚至制度化。这样，他们就把转型时期的过渡形式当作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相当危险与可怕的。建议深化改革，早日结束“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局面，早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的真正确立。

（2012年2月）

苏东斌，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目前，权力对社会科学过度干预的情况还较为普遍，严重制约民间智力开发和利用，制约社科领域创新活力和创新思想生产力，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课题研究质量的提高。

原因如下：一是一些省、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软科学课题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垄断、部门垄断、少数机构内专家垄断、关系垄断现象，评估专家由资金主管部门组织，难免不受其影响；二是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未能向社会全面开放，致使个人研究者、企业研究人员及境外机构、人员难以进入，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明确要求研究承担机构必须是省级以上研究机构；三是基层应用型社科研究课题往往由少数领导确定，且只局限在少数公办研究机构选择，限制民营研究机构、企业研究部门和社会研究人员进入，也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机制；四是一些市级理论刊物发表文章存在依照行政级别或只凭收费登文，而不是按质量至上原则选文刊登的现象，与改革开放前沿的理论创新要求极不相称。

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打破权力的干预，具体如下。

张志宏，时任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如何理解“个案公正”？我认为：“个案公正”不等于“个案满意”或“人民满意”。

曾有高层司法界人士提出：努力使所办每起案件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不断提高人民的司法满意度。我认为这种“个案满意”或“人民满意”的提法有待商榷。因为案件判决结果主要看它具体适用法律和办案程序是否严格和公正，无法依据抽象的人民满意度评价。原告满意往往意味着被告可能不满意。另外，“人民满意”中的“人民”是谁？是原告还是被告呢？

黄亚英，时任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大家都认识到，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作为以创意为特色生产要素的文化企业，往往由于可供抵押的担保物少、无形资产评估难、抵押担保信用度低等，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发展举步维艰。

如何进行制度安排，化解文化企业融资瓶颈，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成立财政政策性文化产业发展银行，理由有三。

第一，有利于缓解文化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财政政策性文化产业发展银行是由财政出资设立，为实现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目标而采用有偿投融资手段的机构。资金的使用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可以向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企业贷款。这样，文化企业融资的规则将被打破，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得到缓解。

第二，有效化解文化产业的供求矛盾。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离不开文化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但是，任由文化市场自由发展，一方面可能会使文化产品长期供大于求，形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使文化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形成产业泡沫。运用财政政策性文化产业发展银行的财政、信贷手段，有所为有所不为，调节文化产品供求总量和结构，可有效化解文化产业的供需矛盾。

第三，调控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和意识形态两重属性，当人们消费文化产品时，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这势必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选择和审美观念。由于市场趋利性，文化产业承载的文化内容有可能是低俗的、落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需要财政政策性文化产业发展银行调控文化产业融资规模和投向，反映政府扶持文化产业的意图，引导商业银行和私人资本跟随其后进行投资，拉动社会资本投向先进文化产业，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方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成立财政政策性文化产业发展银行，对解决文化企业现实融资困难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是一项较好的制度安排，越早成立越好。

（2013年9月）

李文群，时任深圳大学副研究员。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账户入不敷出是不争事实。针对这种现实，有人提出“退休年龄不变，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的养老金改革建议。我认为这个改革建议只能是“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一，即便多数人愿意延迟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缺口也可能补不上。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基数增大、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养老金缺口将越来越大，延迟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但从长期看，养老金缺口可能还是补不上。

李文群，时任深圳大学副研究员。

事业单位改革，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着眼未来。如何体现对知识贡献、知识价值的尊重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之一。只有充分激励知识投资、尊重知识价值，才能真正让高校教职工群体全身心投入、奉献。从长远看，对教育的投入、对知识的激励，是真正的总供给政策，这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更是一国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高校在不断出台约束机制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基本激励机制的建设。

以养老和医疗为主体的社会保障，需要个人、单位、社会实现三方共济。“三方”和“共济”意味着：高校也要积极为自己的员工谋划未来，通过补充激励，用一切办法为自己的员工创造职业退休后领取基本保障之外的单位年金补充的条件。这才是高校激励自己的员工为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应有作为，这才是中国高校“尊师重教”应该采取的切实行动。

钟若愚，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深圳市应用经济研究会会长。

我国习惯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而且用GDP增速作为标的。制定GDP增长目标，尤其是短期目标，如果不顾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之，则有可能弊大于利。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我国制定短期GDP增长目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给GDP下达硬指标的主要经济体，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央行只是预测短期GDP增速，并根据年中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常修正预测值，而不是不顾一切用刺激政策使增速达到之前的预测水平。为什么其他主要经济体采用GDP预测而不是GDP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准确地制定符合经济规律的短期增长目标的能力值得怀疑，因此它们必须经常调整原先的增长预测来反映新的经济条件。

其二，制定GDP增长目标加剧了政策失误风险。人非神仙，原先制定的增长目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或当时的目标本身欠妥而无法实现，经济本身也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是否需要调整目标，并且分析和应对达不到目标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失业、通胀等。如果此时依然硬着头皮，采取“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策略，便很有可能导致政策失误。而且这种失误具有极大的后遗症，包括产能过剩、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台高筑、看得见的金融风险和不易看见的经济实体道德风险的增大。

王苏生，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发展规划，回顾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以为曾经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问题。在转型攻坚时期仍需坚持并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市场经济中，更应该做到以下两点。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划分政府投资的边界，扫清民间资本的进入障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逐步消除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玻璃门”“弹簧门”，同时严格限制国有资本垄断链条向竞争性行业的延伸，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去的步伐。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深圳在优化人才环境、完善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深圳发展的高位瓶颈和其他地区后发优势的愈显，导致其引进人才的优势弱化，现行的人才战略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转变人才战略必须从引进为主转为培养为主。

深圳现高等教育培养基本上沿袭了国内的传统模式，存在人才培养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不高、灵活适配性不够、人才规格与企业不对称等问题，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科学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机制系统。

深圳要尽快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效益，就必须注重研究与构建深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机制，真正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环节放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链上作系统思考，整体运作，才是根本。

刘军，时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公务员作为社会分工中的特殊群体，关于他们养老金改革的问题，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看法如何，我认为公务员养老金改革都不可“用手投票”来决定，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价值规律具有客观性。公务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生福祉具有关键作用。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精湛业务技能，还要有全球发展眼光。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只有当工资价格相对较高时，才能聚集这类优秀人才到公务员队伍中来，这是世界各国的现状，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数量多少无关。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牵涉利益广泛，作为利益群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这里不适用。

其次，公平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看来，这里的“公平”不等于“绝对平均主义”。综观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从制度的设计上看，除了有基本养老保险，还有补充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体现绝对公平，补充养老保险体现效益基础上的公平。现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是基本养老保险全国逐渐统一，补充养老保险包括职业年金逐步社会化。其实，这样的公平，从根本上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再次，制度实施受交易费用制约。制度的实施需要考虑“交易费用”，这是不以人数多少为转移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原本是统一整体，现要将其分成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两块。而且，我国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各地工资水平参差不齐，职业年金水平各不相同，各个地方都要管理好自己的职业年金，这必将导致管理风险增大，“交易费用”增加，制度实施难度也就增强了。

因此，公务员养老金改革要有利于社会变革和国家发展，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好顶层设计，绝不能“用手投票”来决定公务员养老金改革。

（2014年7月）

李文群，时任深圳大学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适时将“人民币”改为“华元”，理由如下。

第一，适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4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定，总额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重要性正在稳步提升，作为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的职能也会逐步显现。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还不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适时适度推进我国货币国际化进程是必要的。

第二，实现一国货币国际化“名正言顺”很重要。我国货币取名叫“人民币”，有其历史缘由，也有其正当的政治意涵，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显然的。在推进外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减少意识形态属性，回归货币作为计价、结算、储备、投资工具，十分必要。货币之间的较量，如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一样，根本的在于国家利益。

第三，将“人民币”改称为“华元”，是实现我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也可为未来整合港币、澳门币、新台币预留出不可多得的制度空间，有助于实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国际市场上共同打造统一的大中华强势货币的战略目标。

第四，改名后的华元与改名前的人民币在币值上保持一致，以确保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防范和打击国际炒家攻击，维护我国金融货币安全。

（2014年9月）

祁亚辉，时任海南省社会科学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精神要领就在于：克服了过去那种大张旗鼓地提出改革目标，小心谨慎地出台改革措施；大张旗鼓地进行增量改革，小心谨慎地从事存量改革；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试点，小心谨慎地进行改革推广的畏缩不前的改革风格与改革态势。形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特有的、具有改革攻坚气魄和价值、具有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大格局，形成了改革的倒逼机制、公平机制和深化机制。

在目前政府仍然在大规模配置资源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按照改革的倒计时，尽快实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大规模调整，也是制度安排的大手笔设计，这一点目前政府还没有大规模地给市场让利，现在改革只是说政府用什么方法比以前将资源配置得更科学一点，更优化一点，更安全一点，效率更高一点，但依然还是政府自己在配置，所以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攻坚，也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改革成效。

魏达志，时任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马克思曾将国家比喻为一架机器，它的运行需要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持久不竭的动力，对国家机器而言，宪法是总操作规程，厉行法治是其平稳运行的持久动力。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而过去几年，我们对宪法的作用意义认识不足，对其实施更是“不知所措”，现实迫切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才能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根本大法，如何更好地实施宪法，发挥其权威作用。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要激活人大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

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独一无二的重要法律地位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权。因此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是确保宪法真正实施的根本举措。

黄亚英，时任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显示深圳在国内金融中心的相对排名有所下降，与排名第一、第二的上海和北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表现为明稳暗降，前景堪忧。我认为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看，2014年自贸区的设立，使上海的金融市场、产业支撑、服务水平等指标稳步前进，首次可以与香港叫板，力拔头筹之势难以阻挡；而城市建设和新三板落户推动了北京的突起步伐，其竞争力明显提升。从国际来看，随着经济持续升温和服务水平、国家环境的改善，东京元气恢复之势明显，新加坡赶超不怠。

二是指标高分垄断格局固化。由于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分布格局已经形成，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产业支撑三个指标的高分长期被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芝加哥占据。

三是深圳的上升空间被封。由于2014年香港成长停滞，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波动使其三项指标排名大幅下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往日雄风已难再现，必然使背靠香港这棵大树的深圳潜在发展空间大打折扣。

虽然深圳跻身国际金融中心行列挑战重重，但从排行榜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中心有“亚移”和“中移”之势，这有助于将深圳国际金融中心做大做强。我认为深圳要想抓住机遇变窘境为胜势，还需重点在以下三个指标的改善上做文章。

一是要完善发展指标，即建立创业板和新三板间的转板机制，拓展深圳股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展现深圳金融中心的高成长性。

二是要提高服务水平指标，即要利用传统服务水平指标下滑的有利时机，通过实现股票市场“深港通”来提高深圳金融市场的开放水平，改善金融中心建设的软环境。

三是要提升国家环境指标，即尽快将前海自贸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争取更多的政策红利，提升国家环境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

（2014年12月）

郭茂佳，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放开二胎政策已经在很多省份推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居民生育第二胎的意愿并不强烈，真正付诸实践的更少。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不配套：二胎政策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口政策，需要很多配套政策，人们才有可能产生生育的意愿，否则，生育二胎政策难以落实。

第一，现行的独生子女优惠政策需要调整为政策性二胎的普惠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均享受政策优惠。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第二胎小孩能否在上学、保健、保育方面享受独生子女的各项权利？产妇是否也像生育第一胎一样享受规定的产假？这就涉及独生子女优惠政策需要向政策性二胎的普惠政策转变。

马春辉，时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2015年，我国春节出境旅游人数达到518.2万人次，同比增长10%，首次超过国内跨省游，占出游总人数的比例在60%以上。大规模的海外购物引起多国媒体关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思：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爬坡过坎阶段，这种大规模境外消费现象很值得研究。

我认为引发境外大规模消费潮的原因如下：一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二是人民币升值直接刺激了境外旅游和购物。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境外消费，会减少我国关税及相关税收，降低国内需求，削弱高端消费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研发、制造升级的引导和牵引作用，对国内经济发展和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对已经出现并存在继续扩大趋势的大规模境外消费现象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展开相应政策设计。

祁亚辉，时任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截至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60%以上。农村老年人的年收入在5000～8000元不等，主要来源于土地转让、救济补贴、养老保险以及子女给予，而90%以上的收入都用在医疗支出上。如何解决好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面临的现实课题。目前，我国社会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水平较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窄、报销比例低，而且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社会对养老服务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也不足。为了尽快解决上述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我认为可以选择以下路径。

第一，逐步扩大农村老年人低保范围。调查员通过对农村老人家庭和真实生活状况的实地调查，确定低保的参加名单，使农村参保方式更加人性化。按照各县市的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等合理安排发放金额，对有特殊困难的农村老人，筹措各方资金给予额外补贴。

沈万根，时任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建设新型的直辖市体制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随着城市化的稳步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另外，改革开放后经济发达、地理位置独特的城市不断增加，一省（区市）甚至出现了多个经济中心城市。旧的城市管理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管理需要，亟须改革创新。我认为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国家宏观经济社会管理的需求，增设新型的中央直辖市，推进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

目前我国除中央四个直辖市外，还有15个副省级城市，其中既有广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沈阳这些传统的大区中心，又有杭州、济南、哈尔滨、长春4个较为突出的省会城市，还包括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我认为可以先增加下列城市作为中央直辖市：深圳市、厦门市、苏州市、大连市、青岛市、乌鲁木齐市、包头市。之后还可以考虑增加哈尔滨、长春等地作为直辖市。

乌鲁木齐建立直辖市，可以把兵团纳入进来，现在兵团下面实行城市建制，但兵团不是一级政府，没有人大，它本身无法对下面各师团建市进行管理，如果实行直辖改革，可以理顺兵团、师团建市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包头建立直辖市主要是开发边疆治理边疆的探索思路。深圳、厦门、苏州、大连、青岛建立直辖市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改革开放早，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这些城市设立直辖市可以探索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与传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有根本的区别，对中国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挑战。增加中央直辖市的数量，可以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积累经验。

（2015年9月）

马春辉，时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需要认真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不能在整体方案的设计中无视客观逻辑约束，将公有制企业、公营制企业以及公益性企业相混淆，统统称为国有企业。

准确地讲，只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企业是国有企业。这一类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设立国有企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必然要设立国有企业。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钱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之后随着2014年经济统计数据以及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公布，经济“新常态”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新概念。但有些人片面地认为，这种新常态就是为GDP下调、经济增速放缓做解释，以后发展已经不再重要了。这是不对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硬道理，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说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中高速发展期，并不是要放弃经济发展，而是要通过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塑造在“新常态”下推进“四个全面”的创新劳动合力。

裴小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股票市场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何完善中国的股票市场制度？

一是建立证券市场重大问题决策委员会。中国股市经常暴跌，牛短熊长。关键是我们面对股票市场出现的问题，决策经常滞后，而且决策机构仅是证监会的官员，这就决定了决策的局限性。因此我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由官员、实业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中国证券市场决策委员会，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并定期组织会议讨论，对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马春辉，时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一直将公营企业归入国有企业范畴，国有企业一统天下。而改革改到今天，事实上又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设立模式替代国有企业改革，从而使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难以推进。我认为从性质界定上来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除此之外，这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还有以下明显的区别。

在世界历史中，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

在生产方式上，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公营企业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间接结合。

在经营范围方面，国有企业只能在竞争性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公营企业必须坚守在非竞争性领域。

在企业管理方面，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必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其改革的核心要义；而所有的公营企业都必须是政企不分的，必须听从政府的支配。

在企业的权属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代表全民运作；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归各级政府所有，因而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各级地方公营企业。

在企业设立的目的上，国有企业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设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公营企业是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经济运作的手段，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

总之，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公营企业改革更是截然不同的。这两种性质的企业必须分开改革才能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既需要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又需要同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一样规范设立公营企业，履行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直接投资职责。

（2015年12月）

钱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媒体包括一些官方媒体在有关查处案件新闻报道的写法上存在错误和疏漏，容易引起读者误读或社会误解。比如，关于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用品，以及走私货品（如象牙）、非法交易物品（如毒品）等的新闻报道中，往往会写上案值是多少万元，有些案值超千万元甚至超亿元！也许记者觉得不写明案值之大，就不足以表明对这类案件打击力度之大，打击成效之显著。其实，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误导。

我们应当明白，既然是假冒伪劣用品、走私货品、非法交易物品，都应当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生产或交易的，就不应当有价格，更不应当有价值。因此，对这些非法生产和交易的打击，就不应该有所谓“案值”之多少。如果官媒新闻报道中明确表示有“案值”，那么是否意味着官方（或某执法机构）是认可这些物品的生产和交换，因而是可以核算生产成本，可以明码标价交易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为了显示对有关非法物品生产或交易的打击力度与成效，在新闻报道中只要写明打击的频次、缴获的数量、抓获嫌犯的人数等内容即可，比如，收缴了多少克海洛因、多少吨象牙、多少千克霉变月饼、多少盒过期药品，抓获多少嫌犯，破获多少犯罪组织或网络等，完全没必要用非法生产或交易物品的价格来反映。

为此，建议各类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记者、编辑尽快改正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写法，杜绝新闻报道对读者和社会大众的误导。同时，也建议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对此提出明确的责任要求，严格监管制度及相应的惩处办法。

（2015年12月）

祁亚辉，时任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克强总理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是一个激荡人心的口号。我以为这一理念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尤其是青年一代具有创新的精神与意识，让创新成为一种信仰。同时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

从创客意义上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深圳可谓中国最早的创客，也是中国最早培养创客的“摇篮”。从深圳大学走出来的马化腾就是中国创客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不仅以创意改变了13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世界。

但是，创客不能也不应该是一场非理性的全民运动，而首先应该是一种信仰，以及与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从容并具有朝气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摒弃运动式的思维惯性，摒弃“大跃进”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从众的狂热心态，要尽快建立起一套以政府倡导、鼓励为引导，以社会资本参与为主体，以市场化运作为规则的有序、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让创客真正成为创造思想与财富的源泉。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产业政策都有其特定的调节对象。这些政策在对其调节对象产生强制力的同时，又会与其他政策的强制力融合起来。在政策合力形成的过程中，只有方向一致的作用力，才能通过矢量相加产生更大的合力。反之，只能产生较小的力量，甚至由于完全抵消而没有任何效果。

张明龙，时任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学院副校长。

学术期刊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传播知识与价值的平台，更应该是一个社会理性而冷静的头脑，体现客观、科学、公允的良心。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不是在其原本职能之外多承担的另一份职责，而是其自身原本就拥有的使命。这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样：自由从来就不是作为发展后的结果而存在的，其本身就构成了发展的内容。我以为，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通过编辑者包括评价体系、技术手段在内的价值导向和偏好，作者的学术价值取向和责任感等因素共同展现出来并影响、引导着社会。

首先，学术期刊应该以高贵而正直的文化力量影响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却能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学术期刊不同于其他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它是思想者创造思想、展示思想、传播思想、探寻真理的学术平台。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最有文化价值感和责任感的人维系着学术期刊的运行，决定着学术期刊的质量。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道出的也正是学者抑或读书人似乎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不得不暂时承受商业社会肆无忌惮的功利，我们甚至可以不得不暂时接受浮躁文化的横流，但是我们绝不能长久地放任学术文化的功利与浮躁。因为，当一个民族的学术和做学术的人也都放弃对文化的高贵和高贵文化的坚守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与学术本身，更有社会的正义与良知。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许多事业单位和小区内减速板越来越多。我认为应该停止对这种装备的使用。

第一，在通过小区、单位的门禁设施时，许多车辆要停在减速板前。刷卡完毕，汽车的发动机要从0速度起步，并克服减速板对车所形成的阻力。这会对车形成一种损害。一个人的车从家中到单位，每天可能要经历4次。即使用电子识别，车子也会在减速中经历4次颠簸。

第二，每次经过小区和单位的道路上的减速板时，车都要颠一下。就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的减速板设置得太多、太密了。在许多小区里，减速板设置过密。这就更有为那些汽车修理厂提供商机的嫌疑了。而如果减速板设置这么密，那当初修公路时为什么还要修那么平呢？有些住宅密集的小区还没有多少人居住，减速板就设置了。如果设置减速板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种先行设置真的是为了居民的安全吗？是否有其他的目的呢？

王今朝，时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决策研究中心教授。

我国自贸区如何进行先试先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积极创新联动机制与路径。一要突破“铁丝网”束缚，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综合开放平台。海关监管要从管货物向管企业转变，由申报制向备案制转变，由物理封关向信息围网转变，推进海关“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信息互换”。二要紧抓机遇乘势而上，因地制宜推陈出新。根据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需要，拓展联动形成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国际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自觉担负起先行者和探索者这“敢为天下先”和“冒险家”的责任，实施区内率先突破、区外积极跟进策略。三要创新运行机制，实施差异互补发展战略。通过吸纳相关领导为顾问，提高政府决策权威性，强化重大政策的落实、协调和引导，形成快速便捷的决策通道。四要破解难题，大胆创新运行机制和高效激励机制。要打造创新创业高地，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新环境，赋予其省市级立法权，实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

詹圣泽，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博士，厦门海投集团高级经济师。

彭海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博士。

第一，各项改革试点应聚焦开放型经济总目标。借鉴国际通行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涵盖外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贸易新模式等，还要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政府管理新模式等，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各个试验区的改革试点都应聚焦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上，即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二，明确各类试验区的功能定位，避免无序竞争。自贸试验区重在“方案试验”，应建立试验区与国际谈判的联动机制，将我国在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的谈判焦点、难点、争议点问题，如敏感行业市场准入、价值链、电子商务、园区、产业合作等，通过“试验田”进行压力测试，为我国对外经贸谈判提供有力支持。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区如同“中试阶段”，通过扩大空间范围，进一步验证新制度的实效。从“制度创新”和“功能形成”两维视角看，自贸试验区更偏重前者，而综改试验区更侧重后者。当然，可以根据地方经济特点，开展特色改革。

第三，明确改革试点系统工作框架，避免各行其是。在建设沪粤津闽自贸试验区中，采用“1+X”的政策框架，这是很好的模式。“1”是指四个试验区统一的试点任务，约占总任务的70%；“X”是指四个试验区的各自特色，如广东自贸试验区探索粤港澳合作发展，天津探索京津冀一体化，福建探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等。12个综改试验区的任务框架，也可参照这一模式。

第四，统筹可复制经验的推广工作，避免重复建设。自贸试验区和综改试验区之间，应该加强沟通，推广可复制经验，避免重复试点和重复建设。譬如，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涉及口岸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10多个管理部门，形成电子口岸系统软件与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投资达数千万元。若不能统筹复制推广工作，各自分散建设，不仅资金巨大，还会降低口岸兼容性和实际运行效率。

第五，优化试验区载体的空间布局。试验区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空间载体。事实证明，试验区建设有利于调动各地改革的积极性，促进制度创新深入和加强地区适用性。全国有十多个省份积极申报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下一步应该优化空间布局，如增加我国东北地区、增加“一带一路”建设枢纽城市等，使得开放型经济的制度创新实践更加深入，以取得更大实效。

（2016年10月）

孙元欣，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试验区副院长。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发展，我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与西方完善的法定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体系相比，我国法定假日天数少、落实差，公众旅游需求通过挪用双休日与法定节假日来满足。而这势必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集中放假导致集中出行，造成交通堵塞、景区人满为患等现象，使得旅游服务质量下降；另一方面频繁挪用双休日，打乱劳动者正常工作、休息节奏。为此，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节假日制度。

一是除春节外，要减少集中放长假次数，错开放假时间。1982年8月，世界旅游会议通过《阿卡普尔科文件》，提出“应创造实际的和恰当的条件，让那些享有假日的人更有效地享受”，“应该做出实质性努力错开休假时间”。

二是不宜挪用双休日拼凑小长假和长假。对此，可以参照以下两种改革方案：

方案I

其一，不再挪用双休日拼凑小长假和“黄金周”，而推行长周末，清明、中秋、端午、五一、元旦平均每年可形成2.3个长周末。

其二，将原有11天法定节假日增加到13天，增加2天法定假日分配给春节，使春节原定3天法定节假日延长至5天。

蔡继明，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3月21日，深圳开始史上最严厉的“禁摩限电”集中整治行动，并取得初步成效。然而，随着整治行动的开展，《致深圳：轻点，你的市民疼》《深圳究竟发什么疯》等指责深圳针对弱势群体粗暴执法的文章开始在网络、微信圈疯传。那么，一场为城市和市民好的“禁摩限电”整治行动，缘何让一向以率先改革而著称的深圳陷入舆论旋涡之中呢？

两年前，深圳大学平静而成功地实现了校园内“禁摩限电”。其做法是：放假前通知同学们，学校新学期将实施“禁摩限电”；学校将协助同学们处理不要的电动车，或免费帮助其寄回老家；校园电动巴士在新学期将全面通行。当然，深圳大学成功“禁摩限电”有其特殊性：大学的主体是学生，遵守校规校纪的约束是既硬性又比较容易操作的；学生使用电摩目的单纯，只是代步工具，没有经济用途。所以，只要供给使用成本低于从前的可替代品，就不会有利权争议和情绪对立。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全国经济普遍下滑的大局势下，深圳经济却一直保持着稳增长趋势。我认为深圳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构成深圳经济主体和生力军的具有无限活力与创造力的民营企业的力量；二是充分体现产业结构优化优势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贡献。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产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土壤。深圳经济结构这一基本面的形成，完全得益于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的历史地位和先行先试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2009年后，深圳就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城市。2015年深圳民营经济增加值为7488.61亿元，在广东省排名第一，占深圳当年GDP总量的42.8%，几乎支撑深圳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实现个人理想决定了企业家的选择行为，而作为市场经济灵魂的企业家精神也正是在每一位企业家实现梦想的奋斗历程中培养并喷薄而出的。如果说在传统体制约束下，敢闯的勇气与精神对社会的发展前进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今天，保持社会永久创新活力与增长动力的则是把获取效益最大化看作生命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种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完美统一，正是熊彼特所说的源自社会机体内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创新精神。其次，民营企业家可谓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而“经济人”的理性则是民营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品质。他们既会准确地踏着市场经济的鼓点前行，又可以不失时机地把握住包括政策机会在内的任何机会。甚至不需要更多的扶持，在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下，企业家特有的嗅觉就会引导企业去创造奇迹。正是如此，深圳才有华为的任正非、中兴的侯为贵、腾讯的马化腾。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起，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富，因改革而盛的城市。开放使它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经济之中。但就目前而言，深圳国际化的脚步并未追赶上开放的步伐，而建立完善的国际人才引进制度法规，是这座一直视创新为生命力的年轻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首先，深圳可以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在全国率先建立更加科学、务实、完善的知识型外籍人才引进机制和技术移民制度体系，让国际人才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创新的要素，而不是摆在纸面上的政绩指标。

其次，随着深圳经济结构的改变，政府应该富有远见地制度化优化劳动力结构，通过不断改变生产要素的结构偏好来支撑、保持产业结构遵循要素禀赋原则进行最佳选择。“孔雀计划”是深圳吸引海内外人才的卓有成效的计划，但是其直接引进人才国际化程度偏低，是深圳在人才引进方面的一项不足。这并不是说，只有外籍人才才是优秀的，而是在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应该让全球的人才带来全球的观念，这样“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目标才有现实的根基。

再次，深圳对国外人才的引进应该多层次化，同时还要逐步从政策性引进走向政策引导下的市场行为，说到底，对人才需求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指标统计数据。一座城市的发展及国际化，不仅需要领军人才，而且更需要一般性的专业技术创新型人才。从专业执业人的国际化程度来看，深圳拥有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资质的人员数量，尤其是外籍人员的数量，都明显低于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香港推行的吸纳不同类别人才的四项计划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政府既要出台有利于国际人才来深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更要为国际人才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环境和某些方面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会减少国外人才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从而增加选择的幸福感，有利于国外人才的引进；反之则不同。同时，制度安排越符合国际惯例，不同文化、价值的认同障碍就会越小。通常人们更愿意在熟悉并有预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抉择，因为这对于一个到陌生国家或地区工作、生活的人来说风险最小。在这方面，新加坡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安排。

（2017年3月）

陶一桃，时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智库学者的讨论中，不时会听到把群众当作改革主角的见解。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彰显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认为把群众推上改革“主角”的高位，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在改革实践中都存在理论错误和政策误导。因为，“群众改革主角论”混淆了改革的任务目标和改革责任主体的区别，影响了对“为谁改”和“谁来改”问题的正确认识，实则不利于更好地凝聚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

所谓“主角”，一般理解为做某件事的主要角色或在做某件事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唱戏的主角是台上的表演者，剧情在主角的表演中跌宕起伏，从而刻画人物和延续故事。因此，主角是有任务、有担当、有责任的，是提供服务和保障的。

祁亚辉，时任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公务员“唯上”意识的存在，会使上下级对某一职级公务员的能力素质评价存在差异，造成上下级标准不一，不同层级对同一职级的期望存在差异，产生角色冲突，进而影响工作，影响政府的执行力。同时，这种“唯上”意识造成的认知差异，会错误地将能力素质指标体系的衡量结果与真实的能力素质等同起来，忽视了指标体系认知差异带来的偏误。

一是能力素质标准不等于能力素质要求。相同的能力素质指标体系，上级与下级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反映出能力素质标准与真实的能力素质要求存在差异。由于“唯上”意识的存在，上级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或主观认知对下级进行能力素质评价，而这往往与上级实际的能力素质存在偏差，特别是与下级对上级能力素质的评价产生差异。

二是构筑能力素质指标体系时应多方考量、综合分析，将上下级对该职级能力素质的需求作为制定能力素质标准的重要依据。某一职级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职能是编制指标体系的基础，应充分考虑上下级的认识，特别是注重对下级认知的关注，这样可以减少认知差异造成的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角色冲突，提高职级的权威性，促进公务员序列的和谐有序。

三是“唯上”意识出现的前提是：上级对下级的去留、升迁等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事实上反映出我国公务员评价和选拔机制中人为因素的存在。“唯上”意识的出现削弱了任职标准的作用，因此，消除“唯上”意识，能够起到优选人才、科学评价人才的作用。

因此，建议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务员任用和选拔制度，推动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降低人为因素对人才选拔和任命的影响。同时，建议提升下级对上级的民主考核和评价在官员任命和选拔中的重要性。

（2017年6月）

詹圣泽，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博士，厦门海投集团高级经济师。

全球信息产业正经历着从技术到产业组织、经营管理、商业模式、运行体制、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业务种类和服务类型。面对新形势，深圳信息服务业发展需要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抢占产业发展先机，优化产业生态系统，大幅度增强产业综合集成能力，打造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第一，调整发展目标。目前深圳已经具备成为“信息技术和服务发展与创新非常活跃前沿地区”的基础能力。因此，深圳信息服务业发展目标应该做如下调整。

一是信息服务区域联盟中心。通过信息服务资源实体之间的信息资源互补，服务实体协同资源与功能，组成敏捷生态的信息服务区域联盟，完成单个信息服务提供商无法提供的多领域多用户多层次的服务，形成数据中心、应用服务集成、需求变化管理、安全结构、服务标准、IT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协同。以区域内多行业、多领域、跨领域形成信息服务区域联盟为载体，将优质核心IT要素资源集聚深圳，形成信息服务产业联盟中心。

二是总部运营管理中心。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大型信息服务企业（云计算、移动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在深圳设立产业总部和中心，形成产业链高端研究、营销网络、数据中心分析及管理、产业链协同管理等关键环节集聚中心，构建以深圳为总部的信息服务业运营管理中心。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017年3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对口合作区域应“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共同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推动共建港口、铁路、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联合开展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周边市场，共建对外开放平台……支持东北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地区加强经贸投资合作”。为贯彻这一方针，结合深哈两地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哈尔滨市和东北地区。开放度低、开放进程滞后是东北振兴需要突破的一个“短板”。哈尔滨市与深圳市的对口合作战略，为东北地区核心城市哈尔滨市提供了一个突破短板的契机。因此，哈尔滨市和东北地区除了参与“中俄蒙”东北大通道建设之外，还应做到以下几点：①积极吸取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龙头城市的先进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经验，并利用深圳的对外开放优势，发展新的产业增长点；②通过吸收人才和资本，学习深圳市发展创新经济的经验，打造能够走出去的产业品牌，实现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复兴；③深入学习深圳市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进经验，积极实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发展新的税收增长点的同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深圳市和广东地区。深圳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深圳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人才联系越来越紧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作为中国改革浪潮中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深圳始终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探路。但是，中国市场未来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从目前的进出口贸易来看，深圳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着眼中国内需市场的开拓，是深圳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哈尔滨市以及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深圳市加强与哈尔滨市的对口合作，一方面应着眼于开发东北地区的巨大潜在市场，另一方面又应利用其作为“东北大通道”核心枢纽城市的位置，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寻找和开拓新的市场，谋求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作为改革开放龙头城市的深圳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市，合作双方还应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积极在宏观层面上谋求国家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增强深哈对口合作模式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加大影响力，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披荆斩棘，扫除障碍。

（2017年10月）

李胜兰，时任中山大学广东决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深圳和哈尔滨的合作，为打破东北经济发展的困境、深化黑龙江乃至东北的体制机制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改革特区，思想解放、体制灵活，不仅仅在传统产业兴旺的年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当前新旧业态交替、产业升级换代、互联网日新月异的时代，又凭借创新创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深圳的成功，固然得益于与港澳的联系和改革之初的政策便利，但更为重要的是，深圳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带来的体制机制的灵活、公共服务的便利和对创新创业的支持。深圳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创新人才、前沿产业和金融资源大规模集聚。当然，深圳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受到土地等资源的约束，深圳要向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靠拢，也不能仅仅南向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和“一带一路”中更广阔的天地。深圳与哈尔滨有着非常大的合作共赢空间。我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哈合作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一，双方政府部门可以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交流和合作。客观来说，东北振兴之所以长期事倍功半，与当地的投资软环境比较差息息相关，其中的关键是各级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低效乃至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而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深圳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双方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开展交流和合作能够有效提升本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效能。这样就能够使深圳来本地投资的企业家不会感受到投资软环境的差异，实现制度创新的顺利推广。

第二，双方可以在产业和产能衔接上开展合作。哈尔滨和深圳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发展条件限制。哈尔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但需要更多的产业尤其是高精尖产业的注入，而深圳的发展则面临着空间和资源的限制，双方可以选择合适的产业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实体企业的跨地域发展。与此同时，深圳也可以通过哈尔滨这一中俄交流的重要通道和媒介，将更多的俄罗斯高精尖技术引入深圳的产业体系当中，这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尚全，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原会长。

经济制度试验和发展路径实践是中国经济特区的特有任务。出色完成任务不仅创造了经济特区发展成就，为走出有效经济体制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探寻出方案，发挥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外溢与路径辐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对世界上落后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一般性发展范式，即开放发展范式。借鉴中国经济特区的开放发展范式，能够在“一带一路”国家间产生市场空间效应、优势互补效应、贸易数量效应和制度学习效应，通过这四个效应实现“一带一路”上的分享式共同发展目的。

袁易明，时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来，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积极推动改革创新，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破解在国家雷霆反腐、高压执纪的新常态下一些官员的“不作为”难题，纷纷推出“容错免责”相关制度。这从主观动机而言，也许是正面的，但从客观效果来说，则并无实际意义。首先从理论与逻辑分析来看，我国实行的党内监督和问责体制是以自上而下的逐级监督问责为特征的，是否“容错免责”的权限在上级党组织，各级官员并无自我“依法容错免责”的可行性。其次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事实而言，大量案例表明，各级决策层在推进改革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其领导人都毫无疑问地被追究了“政治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如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1984年海南汽车事件”“1985年晋江假药案”等，都是因为地方改革决策者缺乏经验、操之过急或管控失当，以及片面理解中央精神。最后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全局而论，党中央正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党内监督要“在强化日常监督执纪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70091644，因此，如何实现“两个尊重”和做好“三个区分”70091645，是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才可能把握的，“容错免责”不可能成为规范性的体制机制，至多属于精神激励性政策导向，其尺度与标准是上级党组织的“自由裁量权”，严格意义上只有党中央才可能给勇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

黄卫平，时任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这部《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政策建议集（1996～2017）》的出版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献礼，是对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咨政研究的总结，是对它的创办者的纪念。同时，正如它的创办者所言，《建议活页》的“真正质量还是应由历史来验证”。我们热切期待读者给予真诚建议与批评。思想的生命力既源于对现实的解释力与改造力，又源于对未来的预见能力。22年过去了，已经有可能开始智慧与智慧的对话，思想对思想的评价了。我们相信，能够提升思想的力量一定是思想本身。

在这里要感谢《建议活页》的编辑雍炜博士。2013年5月，她欣然接受了这个承载着历史与使命的任务，并以自己的努力精心守护着这份责任。她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严谨的人。她的一丝不苟，她的踏实付出和可贵的专业精神，不仅使《建议活页》不负众人所望地传承着原有的风格与品质，同时又在运行机制方面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完善。

还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建议活页》创办者苏东斌教授的老朋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总编辑周丽女士。周丽总编辑对这部文集的出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与想法，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我们知道这既是一位出版界资深专家的责任与使命，也饱含着同我们一样的对创办者的敬意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