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有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似乎安静了些。学术诚然不是热闹凑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确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高低有致、扬伏有时实属常态。如若回顾以往研究，我们大概可承认，每一波新著的迭出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新史料的挖掘、新视角的审视，以及新方法的应用。令人欣慰的是，学界中人并没有蛰伏而休，而是不约而同地投身史料的搜集、整理、迻译等基础性工作中。书目采编提要、原始文献汇编影印、点校翻译等不一而足。其中，梅谦立教授（Thierry Meynard）和谭杰博士整理的《天主实义今注》[1]一书，校勘精细、注评得当、梳理深透，堪称明清天主教文献整理之典范。在创新、求新甚嚣尘上的当下，选择《天主实义》这一久负盛名的文献进行校注似乎不合时宜。作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扛鼎之作，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天主实义》历来受到重视。流传存世版本众多，当代点校本及不同文字的译本亦互见可观，相关的研究文献更是不胜枚举。[2]这使得《天主实义》学术研究积累厚实，为相关的学术回顾与梳理提供诸多可资取用的资源，但如若在已有研究之上有所突破、有所新知，并非易事。通读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