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方政府之间自发的学习与模仿构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筛选机制。在中央政府或者上级官员看来,只有那些“顺应了农民需求、符合历史潮流”的地方经验与治理模式才会被其他的地方政府学习与模仿;而中央政府则只需要对这些历经地方政府“用脚投票”筛选出来的社会治理机制进行推广则风险最小。中央政府一旦吸纳和推崇某种特定的社会治理机制(或模式)则将极大地推动该模式或治理机制的传播与实践。如果说,在中央政府吸纳之前地方政府间的自发学习与模仿是一种制度创新的有限扩散...
地方政府之间自发的学习与模仿构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筛选机制。在中央政府或者上级官员看来,只有那些“顺应了农民需求、符合历史潮流”的地方经验与治理模式才会被其他的地方政府学习与模仿;而中央政府则只需要对这些历经地方政府“用脚投票”筛选出来的社会治理机制进行推广则风险最小。中央政府一旦吸纳和推崇某种特定的社会治理机制(或模式)则将极大地推动该模式或治理机制的传播与实践。如果说,在中央政府吸纳之前地方政府间的自发学习与模仿是一种制度创新的有限扩散行为,那么在中央政府吸纳之后,这种制度创新的扩散就迅速转变为“无限扩散”的态势,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都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在自上而下推动的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逻辑同自发学习时的互动逻辑截然不同,在这一章中,笔者将重点探讨上级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学习与模仿而进行的互动,探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为何上级政府要对地方政府的创新予以吸纳,以及这种吸纳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地方政府的学习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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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狄金华: 1982—,湖北当阳人,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著有《被困的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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