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葡萄牙实施行政管理时期,公共政策网络中构成政策社群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外界给定于澳门的。这些带有殖民主义和威权主义性质的制度化机构,在理论上应将促使澳门的民间社会须认同这些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然而,澳门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中葡两大族群分别在经济和公权力领域上处于支配地位,加上政治行政体制的特征以及政策偏好等因素,使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各自掌握独特的资源优势,包括决策资源、地缘资源、财政资助资源、经济资源、专业资源和体制内外的社会政治动员资源等。由于各主体之...
在葡萄牙实施行政管理时期,公共政策网络中构成政策社群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外界给定于澳门的。这些带有殖民主义和威权主义性质的制度化机构,在理论上应将促使澳门的民间社会须认同这些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然而,澳门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中葡两大族群分别在经济和公权力领域上处于支配地位,加上政治行政体制的特征以及政策偏好等因素,使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各自掌握独特的资源优势,包括决策资源、地缘资源、财政资助资源、经济资源、专业资源和体制内外的社会政治动员资源等。由于各主体之间所掌握的资源优势近乎垄断,因此彼此之间的互动,以相互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但是,民间社会中的华人社群,从无认同行政当局的政治权威,仅认同其行政权威。20世纪中叶的澳门华人结社运动的结果,使得华人社群更认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民间社会精英在经济和专业领域等资源的掌握,使得他们可以除了经利益集聚而组成的社团而可被行政当局主动吸纳进入政策社群的机构之外,也可通过媒体,在政策社群以外表达公共政策所牵涉的利益。随着政治行政体制的有限度开放,以及精英咨询和代议民主的政治参与管道的确立,民间社会精英参与议题网络的路径选择也有所增多。通过选举参与进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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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震宇: 男,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环境科学一级荣誉学士,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硕士,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澳门基金会首席顾问高级技术员。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管理。曾发表《“回归”英译小议》《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青年政策的制定给澳门的启示》《利益团体政治模式的文化语境》《澳门的行政堂区》等评论及论文,译有《澳门风情—水墨记忆》《澳门现代政治行政制度部分法规选译(1955~197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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