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配合其“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加大了对湄公河地区事务的介入。通过在多边、双边以及功能领域开展合作,美国迅速恢复并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区域合作的主要利益可概括为“区域影响力、围堵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和冲突预防和管理区”。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将约瑟夫·奈的分析与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政策调整相结合分析发现,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湄公河地区政策虽然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但实际上,美...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配合其“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加大了对湄公河地区事务的介入。通过在多边、双边以及功能领域开展合作,美国迅速恢复并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区域合作的主要利益可概括为“区域影响力、围堵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和冲突预防和管理区”。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将约瑟夫·奈的分析与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政策调整相结合分析发现,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湄公河地区政策虽然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但实际上,美国对湄公河地区策略调整的动机取决于其对“利益”“对手”的认知。“利益”指美国出于在湄公河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考量。“对手”指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竞争对手及其所界定的对其战略利益造成的威胁。如20世纪50~60年代末、“9·11”事件之后分别将“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界定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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