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不断地调整社会治理的思路，使基层社会能够自治及发展。业委会涉及民主、自治的特征，促成新的公共空间，业委会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基层结构的根本转型（张静，2001）。但自治体现在文本的政策规则中，现实情境未能自动转换。转型期，社区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多元化的、外在的社会力量，如政府部门（核心）、企业等。社区外部社会控制结构和社区共同体是“社区性”的两个维度。政府基层策略行为的另一极是社区的策略性回应，政府的基层策略有可能消解社区共同体，也有可能在控制的过程中使社区产生“抗拒性认同”，而形成社区共同体。主体间的利益分化是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的核心变量，权责型参与者（街道办、居委会、区级政府部门等）之间存在利益分化，生计型参与者（居民、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之间存在利益分化，二者之间也存在利益分化（王星，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