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统一高考的恢复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符号标志。这一时期,现代化取向教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国家利益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与教育及高考紧密相关的人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由统一高考废除所导致的人才中断以及由此进一步引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段中相互碰撞、强化并形成的共识深深地印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记忆中。这一记忆一方面赋予统一高考以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成为这一时期乃至现在高考政策制定者的经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高考...
统一高考的恢复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符号标志。这一时期,现代化取向教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国家利益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与教育及高考紧密相关的人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由统一高考废除所导致的人才中断以及由此进一步引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段中相互碰撞、强化并形成的共识深深地印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记忆中。这一记忆一方面赋予统一高考以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成为这一时期乃至现在高考政策制定者的经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中可能的选择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以来的中国高考从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形象的一种表征,共同的社会记忆以及执政者个人及群体的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等因素共同导致统一高考不仅仅是一项教育制度,更是一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制度。国家与个人对于这一制度具有共享的价值体系,个体对于这一制度具有高度的认同。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这一制度似乎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高考改革的话语从国家利益转向了社会。从1977年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来说,统一高考的恢复在重新确立以考试成绩为准的教育机会分配机制的同时,实际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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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彬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发表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思想战线》、《教育学报》、Social Inclusion等学术刊物。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北师大自主科研项目和世界银行等资助的多个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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