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Blau和Duncan(1967)指出:子辈的地位能否超过父辈,最重要的因素是子辈的受教育水平。这表明教育对社会流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陆学艺(2004)的研究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基本可以挣脱家庭背景的限制,获得一份优质的工作并实现向上流动。“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等说法也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1999年,我国开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自此高等教育录取人数逐年快速攀升,同时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33.75%增加至2015年...
Blau和Duncan(1967)指出:子辈的地位能否超过父辈,最重要的因素是子辈的受教育水平。这表明教育对社会流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陆学艺(2004)的研究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基本可以挣脱家庭背景的限制,获得一份优质的工作并实现向上流动。“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等说法也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1999年,我国开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自此高等教育录取人数逐年快速攀升,同时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33.75%增加至2015年的74.47%,这为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但随之而来的并非如预期那样更多的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一直存在。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现象,表明我国代际继承情况明显,也说明个人跨越家庭背景的约束、实现向上移动,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么教育还能促进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扩张是否能促进个人社会流动?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这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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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菁: 经济学博士,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社会分层。主持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在《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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