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锁定中国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最严峻的“威胁”,而“关键和新兴技术”则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与特朗普全面出击的政策不同,拜登政府采取了“自强”、精准遏制、与国外交三大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以在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进行霸权护持、防止中国形成对美“不对称优势”。拜登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也受到了美国党派政治和极端主义潜流的影响。为了有效进行对华科技竞争,美国准备放弃一些其所珍视的原则。虽然拜登政策延续的可能性极大,但美国国家极端主义潜流亦可能会使美国采取...
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锁定中国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最严峻的“威胁”,而“关键和新兴技术”则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与特朗普全面出击的政策不同,拜登政府采取了“自强”、精准遏制、与国外交三大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以在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进行霸权护持、防止中国形成对美“不对称优势”。拜登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也受到了美国党派政治和极端主义潜流的影响。为了有效进行对华科技竞争,美国准备放弃一些其所珍视的原则。虽然拜登政策延续的可能性极大,但美国国家极端主义潜流亦可能会使美国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是全球化的逆流,有可能引发西方集团保护主义。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前特朗普时代,中国必须做好与美国长期斗争,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斗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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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平: 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安全与治理等。
逄锐之: 逄锐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战争与和平起源、美国亚太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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