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时期中国文论显然还处在自身初创阶段;某些史籍的有关记载,还多属一种感性、非自觉的创作经验之谈。但是,由此断言这个时期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虚无,是不够客观的。从现有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已经包含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生态学观点;与此同时,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量有关思想理论,又为古代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铺垫了哲学基础。可以说,先秦时期既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启程线。描述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程无疑当从这里开始。就创作...
先秦时期中国文论显然还处在自身初创阶段;某些史籍的有关记载,还多属一种感性、非自觉的创作经验之谈。但是,由此断言这个时期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虚无,是不够客观的。从现有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已经包含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生态学观点;与此同时,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量有关思想理论,又为古代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铺垫了哲学基础。可以说,先秦时期既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启程线。描述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程无疑当从这里开始。就创作而言,先秦时期文学作品已经萌露出比较鲜明的生态意识。《诗经·大雅·公刘》展示了公刘从原居住地——邰向他地迁徙的情状。诚实敦厚的公刘“匪居匪康”,于是“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他“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经过“即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于是决定“于豳斯馆”,“芮鞫之即”。《诗经·大雅·绵》又讲述了古公亶父迁徙岐下安居的故事。“未有家室”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看到“周原膴膴”,深为欣喜,于是“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及至“曰止曰时”,乃“筑室于兹”。周人对生态环境的选择,在《诗经》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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