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城市病”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随意的城市布局,主要表现为: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以至于超出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与此同时,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与德国在相同的工业化阶段比较,境况截然不同:在德国,除了柏林、汉堡等少数城市稍嫌拥挤外,绝大多数是环境比较幽静的中小型城市。那里商店、工厂、住宅区分布合理,列为全国主要城市的有36座,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仅4座(柏林、汉...
我国“城市病”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随意的城市布局,主要表现为: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以至于超出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与此同时,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与德国在相同的工业化阶段比较,境况截然不同:在德国,除了柏林、汉堡等少数城市稍嫌拥挤外,绝大多数是环境比较幽静的中小型城市。那里商店、工厂、住宅区分布合理,列为全国主要城市的有36座,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仅4座(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各城市人口分布均衡,没有形成由边缘向中心城市蜂拥的局面。两种不同状况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源自不同的模式:我国是“集中化”模式,德国是“社会均衡”发展模式,体现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层面,主要包括规划和立法的均衡、资源的二次分布、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均衡、行政机构的分散化以及教育分享的多种选择等方面的一种平衡和去中心化。这种模式曾经使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城镇化有效地避免了至今仍然为很多国家棘手的城市病,至今仍然对社会平衡和正义发挥着正面的作用。去中心化程度应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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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尉: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2010年入选洪堡学者,研究方向: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全球治理下绿色转型与非技术创新系统,著有《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与非技术创新》(Study on German Renewable Energy:Development and N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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