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中国对外关系经历了崩溃与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曲折的。诏令文书是外交关系实态中产生的第一手资料，是明初三十年起伏跌宕的外交进程的历史见证。外交诏令在对外关系的发展演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丰富我们对于错综复杂的外交史的重新认识。如果我们作一简略回顾，关于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的架构，自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为代表提出“朝贡体系论”以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正清通过对清代朝贡制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是不平等的，与西方近代平等外交体系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研究路径在清朝朝贡制度备受指责之余，又向上延伸到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唯我独尊、以中国为中心的典型象征，从此，形成了一种研究框架或者说模式，即朝贡体系模式10073931。“朝贡体系论”的提出，明显带有从近代出发看古代和从西方出发看中国的他者眼光，具有典型的西方汉学从外部看中国，而不是以中国本土当事人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特征。一方面，这种从西方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中国的研究模式，引发了中外学界对其“冲击—回应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批评100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