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亮色，人们对此几乎没有异议。然而，在这亮色背后，学者们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存在争议。一些代表性的说法，如“铁公机”和“国进民退”：前者批评政府投资过多集中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保增长”但不利于“保就业”；后者批评政府投资和信贷流向国有企业，并大举跃进资源性、能源性领域，挤压了民间投资空间，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当然，也有人并不苟同，认为政府投资并没有挤出民间投资。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了对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保持了经济稳定，而且解决了制约长期增长的瓶颈，促成了本世纪初的新一轮高增长。从本质上看，上述争议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所带来的长期效果，二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评价政府投资及其不同构成的长期绩效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制约瓶颈进行判断，这给从短期上评价政府投资绩效增添了难度。就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而言，理论表述可分为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两种，实际净效应看两者之间孰高孰低，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尚未有明确定论。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本章试图分析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