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创刊之初，国际问题报道就成了它的职责之一。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过去，《大公报》在世界各地都派有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任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二战”期间，《大公报》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战局的风云变幻，经常发表深刻的评论。《大公报》这种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新闻积淀是国内其他媒体所不具有的，因此，负责国际问题的报道责无旁贷。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公报》在执行国际问题报道过程中，遵循着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哪些有参考价值的国际问题报道，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成就呢？实际上，《大公报》当时很坚定地追随“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对东西方两个阵营采取不同的报道取向，偏重于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报道以批判为主；而1963年更是创办了报中刊——《世界经济》周刊，这从另一个渠道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打开一扇窗口。那么，就国际问题报道方面来说，《大公报》体制设计上有何变化，效果如何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严峻形势下，《大公报》对于国际问题报道有何特点，值得肯定的地方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