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家族企业持续成长是所有家族不断追求的梦想。然而,西方家族企业和华人家族企业不同的文化基础和传统,导致了二者在多代持续发展上呈现不同的态势。较之于西方家族企业,华人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脚步似乎总是缓慢,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继承观念和行为的差异。福山曾指出华人社会盛行的诸子析产制常导致企业在代际传承之后随家族分裂而瓦解,家族积累的财富往往因此耗散,难以一代代积累以支持企业的规模化经营,这种文化传统成为制约华人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
家族企业持续成长是所有家族不断追求的梦想。然而,西方家族企业和华人家族企业不同的文化基础和传统,导致了二者在多代持续发展上呈现不同的态势。较之于西方家族企业,华人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脚步似乎总是缓慢,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继承观念和行为的差异。福山曾指出华人社会盛行的诸子析产制常导致企业在代际传承之后随家族分裂而瓦解,家族积累的财富往往因此耗散,难以一代代积累以支持企业的规模化经营,这种文化传统成为制约华人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而西方社会由于更多采用长子继承制或非均分继承,较好地避免了代际传承之中的财富的分散,有利于企业向规模化发展。因此探索上述继承传统与家族企业发展需求之间冲突的解决方式,是理论界和企业界都关心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代际传承导致企业解体的根源在于剩余控制权随股权的分割而分散,而财产继承的核心是未来收入流的分配,即剩余索取权,这就意味着企业家族的代际传承有可能采用分离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后者进行集中配置的传承模式。本案例关注的香港郭氏家族就采用了这一模式的典型形式——家族信托基金来稳定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模式下,家族顺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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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沆: 朱沆,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家族企业和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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