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法系”之说形成后，“律”就成为中华法系研究中的重点。更有学者将律视为中华法系之核心，并将《唐律疏议》视为中华法系或中华法系成熟时期的代表作。[1]笔者认为，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一是，尽管学界对“中华法系”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没有人否认中华法系是以“礼”为主导，以“德”为皈依的，中华法系的价值取向几乎完全与儒家一致。而作为“刑书”之一的律，起于法家，为什么在中华法系的研究中却被学者如此青睐？二是，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几乎历代王朝皆颁行律文，[2]但完整流传于今的旧律，却以唐律为最古。而唐代之前，十余王朝的律皆佚。近代法史学家程树德“欲尽搜罗唐以前散佚诸律”，而做《九朝律考》。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九朝律考》始于汉律，而奠定了律之基础的秦律却只“附见于汉律中”。[3]众所周知，在1975年湖北睡虎地云梦秦简发现之前，学界对秦律一直是语焉不详。因为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有关秦律一直为史家所避讳，或阙文不载，或语焉不详。既然律之于中华法系如此重要，而中国又是一个如此重视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承的国度，为什么律的完整流传却始于唐代，而发“律”之端的秦朝的律文，在史籍中又是如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