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中国农村的制度信任的时候，应该特别意识到其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所有制度都是自上而下地实施，农民在这些正式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参与空间的。但是新农合给了农民一个机会——尽管农民仍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决策，但是他们却可以选择用“不参合”来表明他们的态度。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新农合实施之初，较低的参合率和艰难的动员过程充分说明了农民对制度的不信任。然而此时的信任态度所针对的却并不是新农合，而是之前实施的制度使农民形成了负面的信任经验，这些经验带来了信任惯性。然而在之后的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农民亲眼见证了效果，因此开始逐渐信任这项制度。这是一个制度信任的过程，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信任主体不断更新自己的信任经验，再通过理性分析转变信任态度的过程。然而本项研究不仅展示这一过程，还展示一项制度从制度环境到信任对象的分析和判断，再到信任态度和行为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宏观分析到微观分析的桥梁，也是本书尝试分析的重点所在。通过两个村的新农合案例，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已有的信任研究进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