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多诺逝世半个世纪后，试图以某种方式重新阐发他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一件危险而迷人的事情。之所以说危险，是因为：第一，阿多诺相关著述宏富，范围辽阔，大部分内容未译成中文，甚至未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足够关注。第二，阿多诺故意启用“随笔”（essay）的文体形式来承担他的哲学叙述。这样，他的所有写作，包括有关文化工业的论述，不可避免带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其思想内容密度甚大，往往不作论证而直达结论，且一个意思未及说透，又从另一角度生发新义。其理路的连接以所谓“星座式”方式出现，幽深曲折，似断实连，对大多数学术人的读解都应该是一种意志的考验。第三，许多中外学者已经对此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纠缠于这样一个老问题，低水平重复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但这样的危险也会唤起别一种认识欲望：也许可以从新的角度加以省思，并藉此刷新旧知。实现上述认识欲望，关键在于围绕认识目的来构建研究对象。从某种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透过研究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观与中国当代学术语境的互摄互入关系，即从互为他者的交往关系的立场，对这二者分别进行双重解读。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可以观察到，一种用以解决西方问题的理论在脱离原初语境时，在何种意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