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转型期安徽两村的“环境维权事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主要表征为地方政府、村级政权同污染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常常以“污染合理”与“不出事”两种逻辑在场，两村农民在“生存主义”与“风险最小”两种逻辑的支配下似乎只能发出微弱的杂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