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Somefield，& McCyae，2000）。但正如Lazarus所说，压力与应对研究的质量与数量是不匹配的（Lazarus，199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由应对方式的测量方法不统一造成的。在众多应对方式的测量方法中，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问卷法。许多研究者在进行压力与应对的研究时都编制了自己的自陈式的应对方式问卷。其中最著名的是Lazarus和Folkman编制的WOC（the ways of coping）问卷（Lazarus，& Folkman，1984）和Stone与Neale编制的DCI（the daily coping inventory）问卷（Stone，& Neale，1984）。我国的研究者也编制了大量的应对方式问卷。例如，姜乾金、肖计划、韦有华、梁宝勇、施承孙等都分别编制了应对方式问卷（姜乾金，黄丽，卢杭生等，1993；肖计划，许秀峰，1996；韦有华，汤盛钦，1996；梁宝勇，郭倩玉，杜桂芝，1996；施承孙，董燕，候玉波等，2002）。但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