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2）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做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做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