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农民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产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增大了农民的自主权，使农村剩余劳力数量不断膨胀，并且可以较为自由地向外流动。随着城市改革的发展及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城镇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这些地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对流动劳动力的大规模需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益差距逐渐拉大，又使得农村劳动力受比较利益驱动势必要流向城镇和东部及中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及松动，则为这种流动提供了条件。农民流动对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影响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值得进行专门的探讨。本文所说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指云南和贵州这两个多民族省份以及与之毗邻的四川、广西等省、区的多民族地区。这一地域大体相当于费孝通教授主持的“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课题所作区域划分中的第8区，该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凉山、鄂西、湘西和广西西部（参见马戎：《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载《中国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