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周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最先关注的课题之一。至迟,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已受到高度的重视。1931年,就有燕京大学钱穆教授《周初地理考》的发表[1],1933年有前国立北平研究院的陕西古迹调查,以及次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2]。回眸70多年的研究历程,除了由于抗日战争导致与之有关的考古工作中断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发展到现在。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不仅把...
对周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最先关注的课题之一。至迟,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已受到高度的重视。1931年,就有燕京大学钱穆教授《周初地理考》的发表[1],1933年有前国立北平研究院的陕西古迹调查,以及次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2]。回眸70多年的研究历程,除了由于抗日战争导致与之有关的考古工作中断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发展到现在。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不仅把周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上溯到先周时期(商代),而且对与之相关的关中地区商文化及其他部族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则不能不认为与邹衡先生的重要学术论文《论先周文化》有关。了解相关学术历史的人都比较清楚,尽管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周族历史文化研究已被许多学者重视,但此后的近50年间,更多的研究还是在历史文献的圈子内徘徊[3],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则主要是在发现认识西周文化、文物,探寻周代都邑方面[4],更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几乎没有。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一部分长期从事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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