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巨匠科斯考察“企业的性质”以来,D.钱德勒又以《看得见的手》为名,详细论述了企业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企业或组织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问题了。但是,在企业组织作为非人格的“科层”1197011力量,按照理性设计的企业发展方向运作的同时,企业内部职工——这些具有人格与情感的劳动者,会不会形成感性的企业亚群体或利益集团(我在后文将其称为非正式组织)?会不会对企业的资源也起配置作用?如果其起作用,那么,其又是以什么方式起作用的呢?应该说,...
自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巨匠科斯考察“企业的性质”以来,D.钱德勒又以《看得见的手》为名,详细论述了企业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企业或组织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问题了。但是,在企业组织作为非人格的“科层”1197011力量,按照理性设计的企业发展方向运作的同时,企业内部职工——这些具有人格与情感的劳动者,会不会形成感性的企业亚群体或利益集团(我在后文将其称为非正式组织)?会不会对企业的资源也起配置作用?如果其起作用,那么,其又是以什么方式起作用的呢?应该说,在科斯对“企业的性质”作出系统的理论诠释以前,工业社会学就已经对企业内部影响企业运作的社会力量进行过调查和研究了。虽然这种研究不是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去有意识地发现这个问题的、或者说不是有意识地去寻求解决企业运行的这个实际问题的,但这种“纯粹意外的发现”,却使人们对韦伯所担忧的、资本主义科层制所存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之间的矛盾,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这里,我之所以说其是“纯粹意外的发现”,是因为,原本为证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某些假设性调查,却变成了怀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颠覆其“正确性”的研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霍
<<
>>
作者简介
相关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