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标准的社会学史或社会思想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的诞生被视为是一个从旧的哲学中逐渐脱胎而出的过程。不过,这种“脱胎”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成熟后的分化,而是曼海姆所谓思想风格(Mannheim,1986)的变化,是一次巴什拉式的“断裂”(break,Bachelard 1984)。埃里克松(Eriksson,1990)认为,社会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发生的这次断裂,就其性质而言,是从“大事件因果关系”(big event causality)向“小事件因果关系”(small event causality)的...
在标准的社会学史或社会思想史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的诞生被视为是一个从旧的哲学中逐渐脱胎而出的过程。不过,这种“脱胎”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成熟后的分化,而是曼海姆所谓思想风格(Mannheim,1986)的变化,是一次巴什拉式的“断裂”(break,Bachelard 1984)。埃里克松(Eriksson,1990)认为,社会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发生的这次断裂,就其性质而言,是从“大事件因果关系”(big event causality)向“小事件因果关系”(small event causality)的过渡,从“抽象因果关系”向“历史的、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过渡。在埃里克松看来,所谓“大事件”是一种非系统性的进化论模式的产物,在这种模式中,所谓事件的大小,是根据它与历史目的论的关联来决定的,之所以罗马建城是大事件,而其他城市建城是小事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小事件因果关系”的模式则认为社会是由某种外在于人的自主性的力量决定的,这种力量使社会活动依据一种“非意图性”的方向发展。大事件因果关系模式的核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模型,埃里克松将它归纳为四条命题: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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