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曾经大量使用“文明”一词，对于青年鲁迅来说“文明”是一个词也是一种观念。这一事实已经被中日两国学者注意到。1983年，日本的鲁迅研究家伊藤虎丸（1927～2003）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撰写《摩罗诗力说》时期的鲁迅“自己也想当一名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文明批评家，其实践便是他当时的文学运动。包括前面提到的言及柯尔纳的《摩罗诗力说》在内，鲁迅留日时期的全部文章都贯穿着文明批评性态度。”[1]2003年，高远东在论文《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中，将《摩罗诗力说》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强调（所谓“主观与自觉之生活”）视为“鲁迅的文明论的主题”。[2]高远东撰写此文是为纪念当时刚刚去世的伊藤虎丸，大概是因受伊藤氏的影响而注意到鲁迅早期文章中的“文明”问题。不过，鲁迅的文明观似乎尚未得到正面论述，某些相关的重大问题亦被长期搁置。因此，本文旨在以《文化偏至论》为中心，结合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和同时代东京华人界的话语状况，考察、分析鲁迅留日时期的文明论，重新解释鲁迅与明治日本、与夏目漱石的关系及其在《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