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中国正式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此举稍稍舒缓了北洋政府在财务上的压力。庚子赔款中对德、奥的部分立即停付，协约国中《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也同意，从这一年开始，赔款缓付五年。战后，北洋政府先后与相关各国展开彻底免付庚款的谈判，并明令指定有望退还的庚款全数充作教育经费。这一政策反而引起北京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的纠纷。如何设立管理巨额退款的机构，相关人员如何派定或推选，退款如何分配和使用，就成了不同派系、利益集团争斗的焦点。1925年北京女师大“驱杨倒章”运动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还应该置于一个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来解读。1925年10月23日，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与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新的图书馆。教育部于12月2日聘梁启超为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鲁迅已在这一年的8月14日被教育部解聘，但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1]，他当月下旬通过平政院起诉章士钊（国家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又当别论），胜诉当在意料之中。11月28日，在“首都革命”中高呼“打死章士钊”的学生、民众再次光顾这位可怜的内阁要员寓所，打砸一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