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的古文作者，广泛学习前代著述，其中当然包括子书。韩愈《进学解》提到自己“沉浸浓郁”时所罗列的著作中就包括《庄子》，[1]此外《读墨子》《读鹖冠子》《读荀》等杂文的写作也透露出他对诸子的关注，他所创作的《后汉三贤赞》特别称扬了王充、王符、仲长统和他们创作的子学论著《论衡》《潜夫论》《昌言》[2]。柳宗元谈到自己为文“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他本人还注释过扬雄《法言》，后人更屡屡谈及其文章对先秦诸子的胎息之迹。但是，古文作者主要是以“篇什”的形式进行创作，虽涵咏前代子书，却很少独立创作体系化、理论化的子学论著。汉魏以来，议论性的子学论著具有“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意义，一直是士人集中表达其社会人生思考的撰述形式。有着深刻文化思想追求的中唐古文家，为什么弃这一思想表达手段而不用，而专力于文章？古文作者为表达文章写作的精神文化追求而提出的“文以明道”，如果放在他们自觉回避子学著述而专力于文章的选择下来观察，又会呈现怎样独特的内涵？对于前代子学传统，他们又是如何接受？这些问题与中古学术和文章学在中唐的显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