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符合）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1]尽管艾伦·杜勒斯提出了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谓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重视不够，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战后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