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和人口大国,“人多地少”或“人地矛盾”历来都是其社会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所谓进城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个矛盾的演化形态之一。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下存在不断走向“过密化”的趋势(黄宗智,2000a,2000b)。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农业集体化的经营模式也没有改变“生存农业”这一基本状况。1958年户籍制度及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一方面有效地阻止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过程,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和人口大国,“人多地少”或“人地矛盾”历来都是其社会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所谓进城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个矛盾的演化形态之一。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下存在不断走向“过密化”的趋势(黄宗智,2000a,2000b)。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农业集体化的经营模式也没有改变“生存农业”这一基本状况。1958年户籍制度及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一方面有效地阻止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过程,但另一方面集体化经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多地少”这一矛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田到户”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这一矛盾重新在以户为生产单位的经营模式下显露出来。为了缓解这一压力,在外部环境、制度背景及农民主体的能动性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时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又逐渐形成了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的“民工潮”。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与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马广海,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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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保华: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现为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法律政治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点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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