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一五年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一篇“自白”,网上说是“惊动全中国”,或引申稍过。但周老师确有大功绩,就是提请大家关注一个已经存在较长时期的重要问题——大学,特别是所谓“研究型大学”之中,教学究竟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大学里研究重于教书,是一个从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入的现象,由来已久(二十多年前,我便亲见美国某常春藤大学一位获得全校学生评价最优的老师没能拿到长俸,引起学生轰动。好在美国大学“人才流动”有常规可循,后来又有别的常春藤大学聘这位老师做了讲座教授),...
二○一五年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一篇“自白”,网上说是“惊动全中国”,或引申稍过。但周老师确有大功绩,就是提请大家关注一个已经存在较长时期的重要问题——大学,特别是所谓“研究型大学”之中,教学究竟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大学里研究重于教书,是一个从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入的现象,由来已久(二十多年前,我便亲见美国某常春藤大学一位获得全校学生评价最优的老师没能拿到长俸,引起学生轰动。好在美国大学“人才流动”有常规可循,后来又有别的常春藤大学聘这位老师做了讲座教授),且已全球化。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汇,说是大学“新常态”,亦不为过。此事由四川大学的老师来提出,也渊源有自。因为在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之中,四川大学对教学的看重和鼓励,其实是走在前列的。学校专门开设了为教学型优秀教师晋升职称的“绿色通道”。熟悉今日大学运作程序的人知道,在今日看重研究的语境下,这类非常态的做法,必须得到主管和分管校领导的支持。但现在各大学职能部门设计“条条框框”的能力超强,已潜移默化为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行为,仿佛不如此便不够兢兢业业;结果从条款到操作,都有无数“门槛”,往往使“绿色通道”转变成很难通过的“灰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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