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九年过年前后,媒体带动很多人想起了前一年汶川一带的大地震。的确,十万生命的瞬间逝去,不应仅仅触动我们的情绪,还可以认真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鲁迅曾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他自己就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认识到人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故希望人们“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个人以外、地球之上的实际社会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二○○八年五月以来,我常想起鲁迅这句话。当救灾之时,属于起而行的时...
二○○九年过年前后,媒体带动很多人想起了前一年汶川一带的大地震。的确,十万生命的瞬间逝去,不应仅仅触动我们的情绪,还可以认真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鲁迅曾说:“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他自己就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认识到人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故希望人们“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个人以外、地球之上的实际社会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二○○八年五月以来,我常想起鲁迅这句话。当救灾之时,属于起而行的时段,生死在须臾之间,不能不要求立竿见影。如梁启超所言:那些“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者,与“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者,其所思所言之道,皆“不得不绝异”。胡汉民在北伐时形象地说:“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子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至重建之日,则渐能有坐而言的余地,或不妨讲几句“较有条理的话”。保持较长远的思虑,本是读书人的社会分工,恐怕也是其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我们要能真正获得点“历史的教训”。近年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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