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如裴宜理将工人的抗争政治追溯到前工业时期的生活经历(裴宜理,2001),笔者也将首先讨论工人在进入工厂前生活机遇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赋予了工人不同的关系网络、体验和视野,并进一步影响了工人在城市打工生涯中构建社会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在一些学者看来,将逐渐带来集体倾向的转变,并触发进一步的集体行动(Katznel⁃son&Zolberg,1986;Pun&Lu,2010)。笔者也将通过调查数据和田野材料展示工人生活方式与其集体倾向、集体行动的内在关联。不过,本研究同时强调,在工人生活...
正如裴宜理将工人的抗争政治追溯到前工业时期的生活经历(裴宜理,2001),笔者也将首先讨论工人在进入工厂前生活机遇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赋予了工人不同的关系网络、体验和视野,并进一步影响了工人在城市打工生涯中构建社会生活的方式。生活方式的变迁,在一些学者看来,将逐渐带来集体倾向的转变,并触发进一步的集体行动(Katznel⁃son&Zolberg,1986;Pun&Lu,2010)。笔者也将通过调查数据和田野材料展示工人生活方式与其集体倾向、集体行动的内在关联。不过,本研究同时强调,在工人生活方式的变迁中,新的团结纽带、动员工具和信息资源也将产生。在本研究中,生活方式的变迁,将是解释工人近年来抗争政治变化和各工人群体集体抗争类型差异的重要因素。生活方式的变迁包括两个方面:代际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工人群体(控制代际因素)在城市生活经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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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建华: 生于1986年,江西新余人。2013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代表性论文见诸《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权威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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