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学术上的话语体系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小国弱国一般很难取得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在16～19世纪中国还貌似强大时，崛起中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示尊敬。老子、孔子等先贤的著作被翻译到欧洲，欧洲汉学于是兴起，一些欧洲思想家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甚至马克思也从中国思想家的贡献中吸取有益的东西。鸦片战争后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狂。中国知识界觉悟到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天演论》《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欧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名士被中国知识界接纳，成为当时思想理论界的话语体系核心。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允西学知识后成长的。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有些文化人面对西学的文化强势，反思自己的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化、学术落后，是因为汉字不好，有人就主张废除汉字，制定了汉字拉丁化方案。包括鲁迅在内，甚至劝说年轻人不要看中国书，只看西文书。20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