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夏兰：汪晖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关切，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一是要开放一个关于政治和国家的独立思想空间；二是涉及平等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要讨论当今国家形式的危机，有必要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国家保持距离。当下反思国家问题所需要的思想距离，首先涉及对平等问题的基本的再思考。不反思平等问题，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思考，也不可能有实验政治。鲁索：当下被一种极端的反平等主义统治着。因为它是“仁慈的”（charitable），所以更令人气愤。但是它仍然占统治地位，因为先前关于平等的政治想象已经被消耗殆尽。鲍夏兰：问题不是让每个人都等同——和谁等同呢？而是成为另一个。正如巴迪乌（Badiou）带有哲学精确性的说法：等同于自己的无限和无意识，成为另一个——形成一种主体性。鲁索：就政治而言，这是最大的挑战：迫使国家去鼓励任何人成为另一个，这可能吗？鲍夏兰：对国家而言，更准确的说法是谈谈缩小不平等的措施。鲁索：汪晖对于中国目前国家形势的分析——“新秩序”，是建立在一些论点之上的，它们的解释力度，以及简而言之的理论价值都是应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