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被认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与制度。尽管典型的“单位制”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前，但至今仍然对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制度和社会秩序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单位制”的研究一般都把这个领域的研究起点认定为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以下简称《新传统主义》）问世的1986年（如李路路，2002；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汪和建，2006）。尽管该书通篇很少提及“单位”［Danwei/（work）unit］这个概念，其初衷也不是为了把中国的工厂看作一种单位组织来加以研究，而是想要弄清楚“共产党社会的劳工关系”，进而“探讨现代中国工业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以达到“帮助人们理解共产党国家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这一目的［华尔德，1996（1986）：2］。换句话说，华尔德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结构，回答“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以何种方式来加以组织和管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单位研究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该书出版之前，中国独特的单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