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晦庵）和陆九渊（象山）的争论，作为宋明理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最为瞩目的历史事实，一直受到其后儒家学者的关注。朱陆之间的争论有六次，并且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项内容，这就是鹅湖之会和南康之会上的“为学之方”的辩论，“无极”和“皇极”之辩中关于“太极”“阴阳”之性质的相互诘难，此外，围绕朱熹的《曹立之墓表》和陆九渊的《荆公祠堂记》而发生的对此二人评价完全相反的争执。论及为学之方，或者说道德修养方法，从朱熹所说“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传五章》），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者之间，应以前者为先为主，后者为次在后；而陆九渊则认为在“发明本心”（尊德性）与“留情传注”（道问学）之间，是“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象山全集·鹅湖和兄韵》），即只有“发明本心”才是正确的。淳熙二年和八年，朱陆在鹅湖和南康两次会面中都因此分歧而进行过辩论。用理学的理论语言来说，这是“工夫论”的争论。淳熙十四到十六年间，朱陆因对“无极”（后又连及“皇极”）之含义有不同的诠解，在来往数封书信中相互辩难。陆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