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趋显著，一系列以维权为目标的利益抗争行为频繁发生。例如，针对农村基层管理，农民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和集体利益展开的抗争；针对城市小区开发和管理，城市居民为了争取物权和公共产品供给展开的抗争；针对企业转型，国有企业工人为了劳动保障权益展开的抗争；针对资本，农民工为了最基本的劳动权益展开的抗争（刘能，2004；石发勇，2005；张磊，2005；何艳玲，2005；冯仕政，2006；佟新，2006；陈映芳，2006；孔雯、彭浩，2004；李怀，2005；李连江、欧博文，1997；赵树凯，1999，2003；张静，2004；于建嵘，2000，2004，2006a，2006b；翁定军，2005；肖唐镖，2003，2005；应星、景军，2000；应星，2002，2007；郑广怀，2005；冯建华，2008）。有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快速增多的趋势：1993年8709宗，1999年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于建嵘，2007），2005年中国百人以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