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全国人大全面修订刑法典，经历了18年；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后，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的出台，又经历了18年。[1]在后一个18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对刑法作了10次局部修改，包括1998年的一个单行刑法[2]和此后陆续颁布的9个刑法修正案（不包括13个立法解释[3]）。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开始，每次刑法修正都涉及对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修改完善，直至《刑法修正案（九）》达到高潮。[4]诚如主持《刑九》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所言，《刑九》的“整个立法过程是深刻领会中央政策精神的过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有关要求“是这次刑法修改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5]我们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的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刑九》对腐败犯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一系列的修改完善，自是意料之中。这次《刑九》对腐败犯罪主要作了三个大的方面的修改和补充：一是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作出重要修改，这主要体现在对刑法第383条的修改上：[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