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蒙古语语法的研究，基本上是依照印欧语语法模式进行的。西方的传统语法，主要是抓住词的形态进行分析和分类，建立语法范畴体系。蒙古语属粘着型语言，语缀比较丰富，应用西方传统的形态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还是比较顺手的。自从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施米特、波波夫、鲍布罗夫尼科夫等学者的蒙古语语法著作问世以来，在蒙古语语法单位的划分和语法形式的分类研究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蒙古语语法范畴体系。到了20世纪中叶，中国的蒙古语语法学家，根据现代书面语和国内具有普遍性的口语，对蒙古语语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基本上都认可的，或者说大同小异的蒙古语语法描写框架。但是，有学者指出，尽管这些语法著作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致性，在某些问题上也提出了若干新的正确的见解，然而从总体上看，从本质上看，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观念陈旧、认知有缺陷[1]。对蒙古语语法的研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从分析转向综合，把已有的认知成果加以比较和概括，就会发现，无论在语法单位的划分上，还是在语法形式的分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