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对帮会组织已有不少研究，但对1935～1948年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的研究却十分薄弱，[1]由于在各级政府查禁哥老会的众多“政策”中，有不少是秘密发布的，加之哥老会本属秘密社会组织，因而，相关的资料不易被发掘，导致既有的研究不免简略、粗疏。[2]为此，笔者主要根据四川省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党史会所藏的原始档案材料，力图厘清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政策的出台与重申过程以及查禁重点的变化情况，披露国民党中央机构、四川省政府以及其下的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示这种从上到下的“指示——回应”的公文查禁模式的局限，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