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认知能力和决策过程的关注，始于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能力的重新发掘。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以人的理性能力和计算为基础，开创了政治学中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先河，将政治秩序和政治理论奠基于个人的推理过程之中。[1]文森特·奥斯特罗姆（1999a）继承了霍布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政治推理的传统，并将它与另一种传统（联邦党人传统）进行对比，以个人既能学习也会犯错误的假设为基础，构思另一种基于自治和立宪选择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经济学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开创性贡献之下，论证了以个人追求自利的假设为基础，可以实现公共的善。追求个人的私利不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只要有“看不见的手”这一范式，就可以实现“化私为公”。于是理性人的假设和最大化的假设，成为经济学中有关个人的基本假设。奥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更是发展到极端，直接将经济学称为人类行动科学（米塞斯，2010）。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相比，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对于人类认识能力和决策过程的关注明显不够，基本上没有形成有关人的明确和具体的假设。这种缺乏直接限制了该学科向科学程度的发展，虽然行政学的鼻祖伍德洛·威尔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