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笔者访问了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克甫教授。刘克甫教授是研究亲属制度的专家，并且是汉学家。他指出，马来式亲属制度即使作为“过渡形态”也没有普遍意义，那是在个别地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个别现象。由图兰—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直接向叙述式亲属制度的转变，倒是比较普遍的。而且最典型的例子正是中国汉民族的古老亲属制度。刘克甫教授说，中国古文献中“伯”、“仲”、“叔”、“季”四个称谓，类似于澳大利亚人的四个婚姻类别，是一种表兄弟和表姊妹代代相互通婚的制度。对于这一点，笔者至今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他又说，《尔雅·释亲》篇里的亲属称谓是这种婚姻制度的有力佐证。这后一点，笔者找到了一定的证据。比如，“妇称夫之父曰舅，谓夫之母曰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这显然是姑舅表婚的历史记录。再比如，“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晜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以上均见《尔雅·释亲》）。这四个“甥”恰恰是同一个对象。首先，“姑之子”也是“舅之子”，因为“姑”与“舅”是表兄弟与表姊妹，他们本是夫妻，他们之子为“甥”；其次，对于男子来说，自己的妻子正是自己的表姊妹——姑与舅之女，而妻子的兄弟当然是姑与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