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哲学所工作50年，很幸运地度过了这改革开放的30年。各级管理领导机构给了我们相当充裕的时间，我们自己要问的是在这许多年来都做了什么事情来写或改写这30年学术史——哲学史？详细回顾，2007年已有周晓亮同志向大家做了汇报，这里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挂一漏万，疏漏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就西方哲学史研究这条战线来说，我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大量工作，其中我感到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在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作出的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确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我的这个感想来自于在中国作西哲史研究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这个条件的历史变化，当然也有学理本身的道理在内。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哲学的研究工作，西哲史也不例外。那个时候我国的哲学研究主要受苏联的影响，他们出了个日丹诺夫，西哲史在严格的条条框框的制约下，都唱一个调子。感谢列宁，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个上方宝剑下，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不再被公开反对；也要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他们对于德国哲学的精辟阐述，对于某些极“左”偏激的论断，才可以稍加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