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三章在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的指导下,主要利用2000年普查和2005年小普查数据,分别从地区层面和个人层面对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些分析结果提供了我国限制性生育政策与出生(及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生育政策与出生(及儿童)性别比是否关联、如何相关的问题。不过,模型分析结果并不能回答二者为何相关的问题,而对该问题的回答是提出有效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建议、措施的重要依据。为了弥补定量数据的不足,课题组成员在湖北省鄂州市的六个自然村先后进行...
前三章在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的指导下,主要利用2000年普查和2005年小普查数据,分别从地区层面和个人层面对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些分析结果提供了我国限制性生育政策与出生(及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生育政策与出生(及儿童)性别比是否关联、如何相关的问题。不过,模型分析结果并不能回答二者为何相关的问题,而对该问题的回答是提出有效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建议、措施的重要依据。为了弥补定量数据的不足,课题组成员在湖北省鄂州市的六个自然村先后进行了数次定性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提供了详细资料。本章将对访谈资料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追寻男孩偏好存在的原因,理解人们对生育政策的解读,探明人们实现男孩偏好的途径,倾听人们对性别比失衡的后果之一——婚姻挤压的看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互印证,相互补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生育政策(及其他因素)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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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菊华: 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毕业,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口学、家庭社会学、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福祉,及公共政策和社会变迁对个体、家庭的影响。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讲授“人口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定量研究”等课程。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组织资助的多个研究项目。出版中英文著作多部,发表研究论文多篇。
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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